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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态三人组成员 2003-10-06 00:14 收藏:0 回复:4 点击:5473
假使这事不是恰巧发生在9.18，假使话题不是嫖妓事件而是中日邦交多少年，假使我们讨论的是中日民间友谊只是互有好感的人们之间的一种单纯的感情流露，那么我们对此不会多么重视。这可能是最易做到的事，而也可能是最无用的事。要是那样的话，那些发起这一声讨运动的人们想要表明的就会是另外的意思。然而这一切都将是一次假使，所以我们也可以借此从“仇恨”这个名词入手展开思辩，以达到更好表达自己思想的目的。 珠海事件后的“征讨”运动至少证明了一点，我们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没能从仇恨中解放出来，尽管我们学习这种东西确实已有太长时间了。怎样才能不这样呢？这些天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空前未有的对日的这种仇恨在到处宣扬着。包括在这里，我们也曾陷入到理智的仇恨，一些象你和我这样的人早上还在家逗孩子玩，到了BBS，就悄悄成了“民族气节”的拥趸者，当我们看到了为我们不满的评论和相关报道时，我们每个人都会收到一份仇恨和耻辱。另外，仇恨还留给我们狂怒，而狂怒使我们一回忆起某种景象或事件就令我们的灵魂受到震撼。对于那个民族对我们的伤害，我们自然也就回之以受害者的仇恨，而一旦日本人就这么离去，以后的事情不了了之，中国人便只有同自己尚未发泄出去的部分仇恨捆绑在一起，自己人就这么彼此地看着，而剩下的愤怒只好无奈地积蓄在心中，等待着另一次的爆发。 其实，我们更应该做的反倒不是狂怒和声讨，而是如何治愈曾经受过日本人毒害的心灵，即把这种仇恨的心理转变为寻找解决问题的手段（比如说把民间声讨如何有效地上升到政府间的交涉等），这是我们心理上最艰巨的一场运动，还同时需要我们自己去战胜自己，不应当是在仇恨面前暴露我们热情的盲目性。而在今天我们的媒介平台上，有人已经开始变的相对理智，去思考这样的问题，并善意的劝慰人们不要光只有盲目的热情。但很不幸，他们遭到了持“爱国主义”人们的指责甚至谩骂，这是我们大家不愿看到可事实存在的，至少他们被“狂怒的仇恨的人们”所不理解。所以，我认为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有必要重新“建设”我们的思想意识。 如果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的思考，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我们应当保持理智。因为我们深信这才是问题的所在。但好象理智在“表层”意义上正受到人们不公正的对待，主要体现在没有迎合大众的心理需求，这就是加缪先生曾说过的“不恰当的言论”。这种不恰当事实上虽然正确，但不被大家认同的原因是这种言论发表的不是时候，至少会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问题。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似乎不带任何成见地去接受这个理智就会很难，甚至还会对你的所有主张都进行指责。其实人们的这种思想意识其实很危险，会很容易背叛。比如说假使另一个相反的事件发生，人们又会充满另一种方式的热情去冲击整个事件，而把现在正在持有的这种思想摒弃的无影无踪。这就是热情的不成熟，表现在现象上，就会产生盲目性，随意性。。 再换个话题。拿阿三关于武力统一台湾与战争带给人们创伤孰轻孰重的比较这个话题展开看我们思辩的对方，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他的和平主义思想至少是一个人某种观念的归宿，这样的思想本身没有任何反人类的举动，所以只能受到尊重而不应该被认为是“汪精卫式”的伪和平，一个人如果因缺乏明确的思想标准而“直抒胸臆”去设定去评判他人，这本身就是错误的， 他应该先对自己进行一下评判。至少应该评判自己这种“流动的”“随意的”“盲目的”评判热情是否正确，这样的评判标准显而易见只能令人怀疑，至少不应该上升到代表某个阶级进行评判，这样的评判只会侮辱一个人，对任何人都不会存在好处。 我所说的问题根本其实是在思想碰撞产生火花前都应该先把自己放在理智的前提下，那样的争论才是自由的而且是追求真理的探讨。在这样的环境下，思辩者才能产生思想愉悦上的快感，相反，盲目的热度在任何一个问题来临前，都会将自己带进一种永远无法摆脱的巨大的偏激旋涡中，没有目标，无法自拔。它最多能带给人的是一种文字宣泄的快感，而对整个事态思辩产生的结果，没有任何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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