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选择》性格、脾气和选择
 
 
残文  2007-12-05 11:38   收藏:0 回复:11 点击:1140          

   林子里每次征文的题目,都很经典,很深邃,很难写。要参加应征,不出几身汗,不触及一番灵魂,你真不好意思拿出手。在《我的选择》这个题目面前,转游了几天,我还是“老虎吃天,没法下口”。正如林友们所说,人的一生就是选择的一生。只要他那口微弱的气不咽,他的选择就不会停止。
  
   理想是选择的前提,理想是主观的,美妙的,单纯的。但选择的成份却复杂得很,艰难得很,往往是“心想而事偏不成”。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在我们那个年代,尤其如此。说改革开放这好、那好,我认为,具体到一个人,最大的好处是:你有了选择的权力。这是个社会的伟大进步!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自由,很大程度上,不就是选择的自由吗?在这篇短文里,我不打算说那些大道理,大家不爱听,我也讲不明。我只想以我走过的路,说说有了选择权力之后,性格在选择上的体会。由於性格不同,在同样条件和环境里,对于选择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结果就不尽相同。
  
  也可能由於我生在黄河边沿,(院子离黄河,不足二百米)。喝黄河水长大,性格也和黄河水一样,只会走直路,不会拐小弯,只会向前,不知退后,山大山小,闯过去再说。即使悬崖峭壁,一头栽下去,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虽然痛苦,总要迈步。
   1988年春天我五十岁,那时我正处於所谓的创作最隹时段。冤狱已彻底平反,作品连连见报(刊),接二连三地获奖……这时,社会上开始拨乱反正,单位开始评职称。先是自我宣讲,题目是“你是怎样走进文学队伍的?”,“你有那些在社会有影响的文学作品?”题目一公布,全机关哑然了。大眼瞪小眼,摇头对感叹。许多人的鬓角隐隐冒出了汗珠。没等会议完,我喝了铁水似的,径直走到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在假山上疯了似的跑上滑下,衣服都湿透了,迎着寒风,心里却在喷火。不吃不喝,一连躺了两天两夜。在一阵又一阵的冷汗、热汗中,脑子里翻江倒海似地在斗争,在反思……
  是呵,我是怎样走进文学队伍的?我是给疯子、傻子、憨子,抬着轿子,吹着喇叭,写着类似“一个萝卜六亿三,全国人民吃一天”那样的文字,走进文学队伍的。什么作品有社会影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用诗歌写大寨我是全省的第一人;我长驻昔阳、大寨,三年之久,连大寨赶赴北京会演的剧本,都是我执笔。不谦虚的说,有一定影响。但是,一瞬之间,大寨垮了,大庆倒了,不分昼夜,呕心沥血的文字,是功,是罪?是光荣,是耻辱?这些东西,能说吗?能写吗?说出去,写下来,别人如何理解?即使别人甚至领导,都会以社会和时代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搪塞过去,“大家不都是那样走那过来的吗?”但是,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对着自己的灵魂,该如何解释?对着你一生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理想,如何解释呢?我几乎要疯了。……
  像黄河经过壶口那样,一番暴怒,终归在山谷中平静下来之后,理性告诉我:上当了,受骗了,文学是个吃人肉,喝人血,却不吐骨头的魔鬼!她迷惑着我,纠缠着我,将我的青春、爱情、心血,统统喂狗了!不能再干了,一天都不能再干了!再干下去,将像一把麦糠,死无藏身之地!
   当天晚上,将那些所谓的发表的、或没发表的作品,统统收罗起来,在厕所的角落里,“纸船明烛对夜烧”了。抽屉没锁,桌面上的东西没收拾,给谁也没打招呼,(包括亲朋妻儿)用实际行动宣布:我失踪了!
   重新出现在机关,已是半年之后,我正式交上一份辞职报告。以后的日子,正如在《北方的山北方的河》后记里写的那样:“如同一位改嫁的村妇,一旦寻得如意郎君,过去的一切,就死掉了。”拒绝文学,拒绝诗歌,甚至拒绝文化,拒绝文字,尽可能地发泄对文学的厌恶和报复情绪——这便是当时的心态。
   深山老林里,近乎原始的生活,尽管是艰苦的,惨痛的,但精神却是轻松的,愉快的。当时想:我失去的是虚幻、缥缈、自欺欺人、害人害己的所谓文学、诗歌、戏剧,但得到的却是,整个中条山东麓的地质、矿产资料,发现和开发了具有巨大意义的矿产资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条山区民众的贫穷落后和生产生活的结构方式。对离开文艺界,当时的选择是对的,不后悔,不埋怨。
   直到1996年7月突患脑溢血,在治疗、恢复、致残期间,休闲时重新开始建立看书、阅读秩序的时候,好像有人在昏厥的头上,狠狠地击了一棒:当年那个选择是错误的,不明智的。且不说当年的同事,青云直上,或当了什么官,什么长;或著作等身,成了什么家,什么威。连我当年讲课时,最不显眼的学生,都成了某某大型杂志的主编、社长……
   要说明的是,黄河边的人,生性从来对那些名利之事,不追求,不眼馋。若是的话,当年我不会毅然决然地做出那样的选择:“别人过得去,我就过不去吗?”
   使人愧疚、难堪、悔恨的是,当年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经过拨乱反正之后,文学势必要回归到自己的位置上去的。文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抹杀不了的。而自己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凭着自己的黄河般的性格、脾气,自暴自弃地做出了一误竟是几十年,甚至终生的选择。
   我又一次陷入了痛苦的反思,又在一身一身的热汗、冷汗中煎熬。这次和上次不同的是,没有发脾气。即使发脾气,也因瘫软在床,发不起来了。如果说,上次的汗是从身体里淌出来的,那么这次,却是从心里,从灵魂里溢出来的。
   是呀,当时那种社会环境,全国文艺界的知识份子,不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吗?为什么,他们却一个个不仅挺了过来,而且更清醒、更骄健,更有生气了呢?像诗人孙友田、王辽生、曲有源、李清联、宫玺、忆明珠、熊召政、叶文福……他们 尽管比我大几岁,名声大得多,但在那社会转型期,不是更痛苦、更难熬吗?然而……
   越想越羞愧,在日记中写道:“那次选择,不是文学背离了你,是你叛离了文学。严格地说,在文学伤痕累累,满身血迹的当儿,你像背叛终身伴侣,懦夫般地躲进深山老林”……
    小浪底水库建成之后,黄河水己经彻底澄清了,她一改固有的猛撞、急躁的性格脾气,跟着时代的步伐,去发电,去浇灌,去为子孙万代造福。千百年的黄河,似乎今日才真正成熟了,作为她的儿女,是不是也应该早点成熟起来呢?
  
  于是,我又静静地,轻轻地,拿起了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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