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迹(49)--机关工作的感受
jlyjlwh200
2005-01-14 10:43 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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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元月14日
温河那年整党工作结束后,从黄榆公社回教育局上班。工作仍然被安排在教育组,后改名为普教股。
普教股的工作就是抓全县的普通教育工作;普通教育的含义就是指全日制中学和小学教育。其实质是针对业余教育、职业教育等而言。
但此时的教育也是一花独放,全县有的就是全日制中学和小学;其它教育是零,因此普教股成了教育局唯一抓业务的股。
当时教育局只有13人,除了局长外,连股长在内才剩下了9人。共设置了3个股,除普教股外,还有人事股和计财股。这两股各有2名编制,普教股业务量大,配备了5人,其中正副股长各一人,温河为股员。
由于人少工作量大,股内的工作很难分工,整个股好比过去的生产队,每天干什么活,都是股长现分工。
比较有规律的就是每学期开学初,都要深入各公社检查公社教育组和各中学中心校教学工作安排情况。人手不够时,由教师进修学校出人,配合搞好检查。
最辛苦最繁重的任务,就算写材料了。每年的大型会议总要召开几次,所有材料基本都由普教股来写;基层的材料要是拿到县里会上讲的,也由普教股来完成,主要是为了保证材料的质量。
那时对材料的质量要求相当高,一般情况下写出的材料难以过关。每次大型会议,每名同志最低分担一个大材料,小材料就无数了。
每次会议的材料都要提前一个月将初稿形成,由领导定时间,所有写材料的人、外加局长、股长等坐在一起。写材料的人轮流宣读自己写的材料,然后大家都发言,专门找材料的毛病。从内容到结构、从语法到修辞、从事迹到语言,无不细致推敲。
研究材料时,每个同志都得被大家挑毛病弄得满头大汗,否则绝不罢休;而且百分之八十基本推翻重写,蒙混过关是做不到的。
推翻重写的材料,由局长牵头,帮助“吹路子”(即研究提纲),写材料的人就要按照这个路子去写了。
在研究材料时,领导绝不吝惜时间,有时五六个材料就要研究两三天。
所有材料研究完后,同志们又分头去写了。隔了一周左右的时间,大家再重聚首,仍然是老办法,一个材料一个材料地过筛子;而且这次比上次还要细。研究过后,再分头去改。
总之,每个材料都要过三关,才能交稿。后来同志们总结出了规律,叫做不到开会材料就没个完。哪像现在机关材料,错误百出,哪有坐那研究材料的,有个东西就能用。
正是由于这样严格要求和磨练,使同志们都能撸出把好手。由此教育局当时成了为各部门输送人才的基地,哪单位缺人,都盯上了教育局。
后来县里下文件了,除了县委和政府,一般不准调教育的人。但是那年月机关必须用干部编制的人员,而干部主要是大中专毕业生,多数在教育。
各单位缺编,眼睛还是盯在教育上,人才照样被挖出,因此县直机关的领导干部多数都是教育出身。
在这样的写作环境中,温河很快成了写材料的能手;后来还被誉为教育系统第一笔。
这时温河的工作几乎陷在材料堆里了,材料一个接一个,经常要起早贪晚地赶材料。为了抑制困倦,还学会了抽烟。
开始时,经常是别人递过来一支烟,温河感到困倦,为了刺激神经,就接过来鼓捣几口。常抽别人的烟,也不好意思,所以尽管自己不会抽烟,也开始隔三差五地买盒烟,分给大家抽。
烟酒不分家,单位当时除了温河外,男同志都会抽烟。在这个烟雾缭绕的世界里,实在逃脱不了抽烟的命运了。
由于经常鼓捣烟,温河也渐渐地来了烟瘾,于是经过艰难地抉择,终于决定走上抽烟的人生路。
于是温河就选择了一天,到商店买来烟嘴(那时只有春节才能供应几盒带过滤嘴的香烟,平时就是不带嘴的简装烟,为了减少尼古丁的侵害,用烟嘴抽)和打火机,正式开始了抽烟的人生历史。而且这一抽就是10年,直到1989年5月温河才毅然决然地与烟割断了情缘。
当时比较好抽一点的还是云南出产的烟,如芳草、田七、三七等,4角多钱一盒。开始学会抽烟,还不算频,每天一盒就够了。但是一个月也得10多元的消费,这对于每月只开40.5元工资的温河来说,应该说还是个不小的开销。
这时的温河从来不写文学作品,不仅没那个水平,也没那个时间。除了下乡和写材料外,所剩的时间微乎其微。
但这点滴的时间温河也不放过,经常把教育战线上出现的好经验、好做法等写成报道,投到有关报刊。因此省市报刊不时地看到温河所写的消息和报道。
时间长了,温河就成了《吉林日报》、《江城日报》、《吉林教育》等刊物的通讯员。每年都要参加报刊社举办的各种活动,而且年年还被有关报刊社评为优秀通讯员。
机关工作累而清苦,温河家没搬到县城前,是在县革委会的职工宿舍住。
县革委会坐落在县城五里河北岸,背靠连绵起伏的群山;政府门前是一片参天大树。这依山傍水的地理位置,真使人有种心旷神怡的感觉。
革委会大楼的西面,与之并列的是一座四层楼,这就是革委会职工宿舍。
那年代机关住宿的职工得有一半以上,教育局男宿舍被分配在一楼。大约有30平方米面积,住着9名同志。
由于多数时间下乡,所以每天真正在宿舍住的也不过三两个。只有机关安排集中学习或开大会时宿舍的人才能凑齐。
宿舍的生活也是很愉快的,虽都是一个单位的同志,但是在一起的时间还不是很多,每次下乡回来见面都很亲切。
晚间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回来的同志总是要将自己在下面的所见所闻讲给大家听。
缺乏文化生活的年代,这就是最好的娱乐。大家戏称为《故事沙龙》。因为来自于生活当中的人和事太丰富,这些活生生的真实事例无不感染着每一个同志。
那时每周也看不上一次电影,更没有电视。因此互相谈天就是大家最盼望的了。
住宿人员,每天都是在职工食堂就餐。早晨是馒头和大米粥,小咸菜,每顿都是不到2角钱的消费;中午和晚间基本是大米饭了,有炖菜、炒菜,鱼和其它肉类很少,基本都是素菜。一是肉食类紧张,居民吃一点都是供应;二是工资低,条件也不允许你吃大鱼大肉。
在机关吃饭的人多,每到饭点,职工们同时走进食堂,自觉地排好队,没一人“夹楔”的。县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也都和大家一起排队买饭,没有任何特殊。
食堂内天天饭顿广播里播放评剧《刘巧儿》,边听边吃,别有一番风味。
机关和别的部门最大的不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和谐融洽,一般都是个人干好个人的工作,别人如何不去过问;更是很少有搞小动作和自由主义的。从来不会看到吵架的事情发生,一人有事大家帮忙。
那时的机关干部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每天都是提前上班,主动打水、扫地、擦桌子。局长也是自己动手,从来不像现在都是别人伺候。
如果哪天比别人来得晚了,少干了一会儿,就自己感到不好意思了。第二天非早来把全部活干完不可。那时绝看不到哪位同志有迟到早退的,更没有上班时间出去干私事、喝酒或赌博的。
别说是找“三陪”,就是和女同志说话都得文明点。要是有一名同志出现点绯闻,那就会成为天大新闻传遍全县。
大家就要称呼他为有“腥味”的人,走到哪里人们都不会用好眼光看他;生活作风真的出现问题,不仅要受处分,饭碗子都可能丢掉,在这样的环境中谁敢不规矩点?
那时机关干部不搞任何特殊,到县城各基层单位从来不吃请;到各公社,一律住招待所,在招待所自己买饭吃。
可是如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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