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当时我有个同学在市委党校教书，无意之中在街上碰到他，闲聊之间得知他们学校要把门口一百多米的砂土路浇上水泥路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当时我们单位的一把手，要他出面把活儿揽下。我们的头儿姓钱，十个六十年代初期华东水院的毕业生。脾气很掘，虽然家中负担很重，可是从来不要别人一丁点儿东西。记得当时我们的同事给他编了这样的一段顺口溜：老钱老钱，实在可怜。平头香烟，猪头过年。字里行间透出职工对他蔑视和同情，同时也包含有相当的敬佩成分。
　　按我的要求，钱处长立即出马，还别说没有两天，这条路面还真的被他承接下来了。钱处长说我们提供信息有功，打算让我负责路面施工。我考虑到当时我们整个水电队的其他同事都在下岗，就坚决不答应。老钱看我不是作假，就同意了我的提议由我们的副队长老吴负责，条件是必须带上队里的几个家庭比较困难的同事。定好以后老钱要我答应他一个条件，那就是混凝土路面施工的技术必须我负责。说实话，那点路面要不要我搞技术是无所谓的，不就是配合比设计，测量放样，整编资料罢了。所以我也爽快地答应了，但提出不要工资。
　　争论了几个来回，最后双方妥协：我必须拿工资，但除了技术以外兼做混凝土振捣工。
　　就这样，路面顺利地进行施工。
　　由于工地在党校门口，自然进进出出的人很多。大多是在党校学习的乡镇干部和党校的老师极其家属们。在这些人中有一个人很特别，不仅仅是因为他人长得牛高马大，更因为每一次进出经过我们施工的地方时总是要停留下来，仔细地看着我们操作，时不时的还要问问我们一些东扯西拉的事情。记得是一天傍晚，我正在吃力地拖着平板振动器。他站在旁边离地很近，溅起的水泥浆有不少已经飞到了他的身上。
　　“歇歇吧，小伙子。”他朝我说。我确实也有点累，顺着他的话我真的停下休息起来。“你一个人振累不累？”将我听下来，他又问了一句。
　　“还好。”我本来就不怎么喜欢说话。
　　“一天能拿多少工资？”他们这些人总是关心别人的收入。
　　“我们按月算，不按天算。”我回答。
　　“你们也按月？不会吧。”
　　“就是的。”我又说了一句。
　　“那你的月工资标准是多少？”他一脸怀疑。
　　“他呀，是我们这里工资最高的，113元呢！”不知什么时候老吴也来到边上。
　　“这么高，绝对不可能！”他的口气非常坚决。
　　“怎么不可能，人家是工程师！”又是这个老吴，总是怕别人不知道。工程师有什么了不起？
　　他没有吱声，只是用一种说不出是怎样的目光朝我飘了几眼，然后不可置否地摇了摇头就走了。
　　一直到九二年的十月，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人姓高，是党校的教务处长。九二年十月调到水利局任副局长兼我们工程处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