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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22
一、克拉玛依大火：一个轮回后的真相
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玛依大火令人刻骨铭心。在那场惨痛的火灾中，323个生命随风而逝，其中包括284个中小学生。12年一个轮回。
时光似乎具有抹平一切的能力，真相亦似乎在模糊中逐渐淡去。然而，还是有不少人永远记住了那近300个生命在瞬间凋零的孩子，记住了那132个被大火永远改变了命运的幸存者。
场内，火起及逃生
1994年12月8日17点40分左右，时任克拉玛依副市长的赵兰秀从市政府来到友谊馆。此时，700多名师生已经等了1个多小时。
“我也等了一会，验收团才来。”赵兰秀说。
12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委“义务教育与扫盲评估验收团”一行25人到克拉玛依市检查工作。12月8日16时，克拉玛依教委组织15所中、小学15个规范班和教师家长等769人在友谊馆为检查团进行文艺汇报演出。
一切都是从第二个节目《春暖童心》开始。
一小教师李萍看到这个节目的指导———八小的老师张艳和八小校长张莉正在舞台侧面等候她们的学生下场，她清楚地看到舞台纱幕上方一排光柱灯处有类似花炮般的火花向下飘落，但直到一块如同桌布大小的幕布卷着火团掉下来时，她才意识到，着火了。
教委几个领导上去灭火，为了不致混乱，幕布被拉上。
18时10分左右，毕建国匆匆跑出友谊馆报警，此时他的女儿毕艺娜和她的11个伙伴正在舞台上表演，一分钟前，毕建国用他的尼康相机记录下了女儿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表演。
舞台上的火引燃了挂在后幕作背景的多个呼拉圈，由于幕布的阻挡，迅速消耗的氧气使舞台区域内形成了一个高压区，幕布膨胀如气球。
初二学生金素敏回忆说，我们那阵都站起来了，一个女的站在领导席前面，拿着话筒说让我们不要乱，坐下来，我们就坐下。而班上平时挺调皮的两个男孩子没听她的溜走了，这是金素敏班上惟一两个全身而退的孩子。
“让领导先走。”尽管赵兰秀面对本报记者否认有人说过这句话，但是杨柳、金素敏等在场的幸存者都证实，确实有个女领导说过这句话。
“等学生陆续坐下的时候，领导席已经空了。”金素敏说。
当时坐在后排的苏浩（化名）视野开阔清晰，他这样描述千钧一发之际的所见，“当时领导坐在中间的前几排，在让我们坐下别动的时候，我看见他们慢慢地往两边散开，从过道慢慢往后走。”
也就在这个光景，火势迅速蔓延，所有灯光瞬间熄灭。一切都失去控制，没有任何组织，人们在恐惧的驱赶下，凭着本能疯狂地冲向任何一个可能求生的通道。
这场演出的报幕员、当时9岁的女孩周雅静事后回忆道，“在通道里，一个爷爷用力推开我们往前跑，我认识他，他就是演出前我给他献鲜花的那个爷爷。”
克拉玛依的3名市局领导（石油管理局，与市政府同级）和17名教委成员，除赵兰秀外，都奇迹般地及时脱险。
最初一批逃生的人成功地由友谊馆后排的卷帘门逃出，但不久，原本开着的卷帘门突然掉落下来，友谊馆顿时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闭类似砖窑的火葬场，一个充满哀号和惨叫的死亡之馆。
回忆到这一段，金素敏的声音开始颤抖。
场外，混乱的救援
与此同时，场外的混乱未必好过场内。
后来公布的火警接警时间为18时20分，然而，多人证实在18时15分已有多人报警，否则毕建国就是不顾女儿的生死延误时间，张艳也决不会还有时间返回馆内救人。
然而，直到第三辆消防车才终于带来了破门的消防斧，而此时的人们早已自发动用各种工具，绝望地劈向友谊馆周围10个紧闭的出口。
一些市民用肩头撞铝合金门。友谊馆对面设计院的职工跑到友谊馆左侧，把木门拽掉，指望救学生出来，可木门后面还有防盗铁门。他们抬起门板撞击防盗门。防盗门的下部被撞弯了，他们把一根根钢条扳起，让在回廊和厕所的人钻出来。
孩子们爬在窗上挥手，叫喊。窗户太高，救援人员心急如焚，一部分人抬着门板，另一部分人站在上面，用榔头砸，用钢条撬，砸开铁栅栏，将孩子拉出来。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过去。
在卷帘门落下的时候，李萍正在救她的学生，她被冲击波冲到了卷帘门的门槛上，“我的身下腋下压着六七个孩子，我的头上身上有很多脚踩过去，我只能拼命用双肘撑着减轻孩子们的压力。”
断电后的卷帘门像铡刀一样把他们卡在门下，幸好门外有很多手把他们一个个拉出来。她数了数她的学生，12个，“太好了，都在”。
但等她把学生带到安全地带时，人们发现她又以百米冲刺速度冲了回来。“疼疼，我的疼疼。我的孩子还没出来！”
她是发疯一样地踢门、砸门，但是没有用……
认领，悲伤的记忆
实际上，大火只持续了20分钟。之后，一切都结束了。
认领尸体的场面凄惨而感伤，每个孩子的家人大都是有老有小，非常庞大。当他们按照编号相互搀扶着分批进入停尸房后，老字辈的人大都只哭了几声就晕厥过去，然后被人们七手八脚抬出来。而父亲、母亲则会抱住已经死去的孩子再也不撒手。
事后有人记录下一个从窗口逃生的孩子的经历：我看到一个两米多高的窗口没有铁条，我就拼命往上爬却怎么也爬不上去，就在这时，一双大手卡在我的腋下，把我举起来，我吸进了第一口新鲜空气，我见过他，他是为我们拍照片的叔叔。他把我送出来之后也开始往上爬，但快到窗口时他爬不动了，我眼睁睁地看他僵持了好长时间，然而还是没有撑住。
克市八小的损失最为惨重，这些年龄最小的小学生坐在离逃生出口最为遥远的前排———领导席的左右两侧，其任务之一是向领导行礼献花，结果100多个孩子大多殒命。校长张莉和教师张艳的尸体被抬出来的时候，怀里都抱着孩子，分都分不开，孩子家长说：“别分了，既然他们生在一起，死也在一起吧……”
刘婉莹始终无法忘记张艳被烧伤的脸，她的声音在采访中第一次哽咽，“大家都为这样一位年轻老师感动，在解剖室，我们帮她整了容，我用自己的口红和粉饼给她化妆。”
八小三年级二班的老师孟翠芬是十佳教师，当时白发苍苍的她已办了退休，是应学校和家长的要求才又登讲台的，“人们在扑灭大火后发现她时，孟老师的头和背已被烧焦。但是，她的两只臂肘下一边护着一名学生，其中一名学生的心脏还在微弱跳动。”
死难学生的家长在为孟翠芬送葬时，对着她的遗像说：“老师，是您没有让孩子的面容和身子被火烧，我们感谢您，老师。孩子在学校交给你，我们放心；在地下，孩子跟你走，我还是放心。”
这场大火中，共有40多位老师在场，其中18人以血肉投火，殒身不恤。
杨柳和金素敏是幸存者中两个最坚强的孩子，更多的孩子生活在自闭中。“不会有人愿意和我玩。”苏浩说，他现在只是偶尔在网上才能跟人聊聊天。
“我一直觉得应该建一个纪念馆，以证明这个城市记住了这些亡灵和他们的伤痛。”刘婉莹说。
“祖国的城市像天上的星河，明亮的星星一颗连着一颗，星河里闪烁着克拉玛依，我爱克拉玛依，克拉玛依爱我……”这首12年前在友谊馆没有机会献唱的歌，12年里杨柳经常唱起。唱歌的时候，那张布满疤痕的脸仍然能漾出微笑。
二、谁在粮价上涨中获益
11月以来，粮价大涨。令人意外的是，涨价源头竟然是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本报记者的调查表明，这一为保护农民利益而出台的政策，农民所得利益不足15％，超过85％的利益则落入了以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为代表的流通环节囊中
涨价最近一段时间，河南省郑州市流传着一句顺口溜：“馒头越来越小，油条越来越苗条。”
12月13日，在省政府东侧的政二街上，志勇清真拉面馆玻璃门上新贴出一张4A纸打印的告示：“物价飞涨，包子一元两个。”老板娘向记者伸出三个手指：“粮油价格涨了30％。”这家店一元三个包子已经卖了4年，现在“不涨不行了”——50斤一袋的面粉价格已经从42元涨到53元，40斤重的油从125元涨到175元。老板娘两周前下定决心提价。
当然，有一点不能不提，粮食拍卖政策另一大受益者就是郑州粮食交易所。
郑州粮食交易所拍卖交易手续费每吨收5元，河南省临时储存小麦1860万吨，如果全部交由粮食交易所拍卖，它的收益一年至少在9300万元。
最近一段时间，郑州粮食批发市场准备搬出未来大厦，新办公点在郑东新区，正在装修。新的交易大厅现场可以容纳500－600人，是现在的一倍。
中储粮一举收购了全国小麦产量的约40％，实际上控制了市场麦源，这成为一个推动粮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三、日企通吃全球核电“盛宴”
国际核电技术市场三足鼎立的局面开始形成：东芝－美国西屋、三菱重工－法国阿海珐、日立－美国通用，这意味着日本企业将可能通吃全球核电市场
本企业在中国核电市场的争夺战中拔得头筹，它们还将成为全球核电市场最大的赢家。12月16日，日本东芝旗下西屋公司获得了在中国建造四座核电站的合同，合同金额为80亿美元。
今年3月，国务院通过的《中国核电中长期发展规划》，预计到2020年，中国核电的装机总量将从目前的870万千瓦提高到4000万千瓦，占全国总装机容量的比重将从现在的1.4％上升到4％。
中国核电工业也因此进入高速发展期，这意味着未来15年，平均每年要新建2－3台百万千瓦级核电机组，总投资规模超过400亿美元
不仅在中国，国际社会也开始对核能另眼相看。
同时下注
全球圈地
四、中国式小片
梦想努力照进现实 中国式小片
●中国式小片中国式大片之外的全部国产电影
●30000元中国式小片的投资下限之一
10月11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会公布了8部纪录短片名单，其中包括旅美华人女导演杨紫烨执导、长度为39分钟的纪录片《颍州的孩子》。
8部纪录短片随后进入投票流程，到明年1月23日，其中3－5部影片将获得第79届奥斯卡奖最佳纪录短片提名。
10月19日，另一份名单公布：中国内地影片《满城尽带黄金甲》和中国香港影片《夜宴》皆以高姿态宣布“冲击奥斯卡”——它们将跟来自61个国家和地区选送的故事片，竞逐5个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说到“冲奥”就兴奋莫名的人们都知道这两部“中国式大片”，殊不知一部鲜为人知的纪录短片，却显然有大得多的奥斯卡提名几率。
谁在投小片？
《颍州的孩子》属公益性质，镜头记录了安徽颍州一群艾滋孤儿的境遇，以及他们所遭到的社会歧视。出品单位是制片人托马斯•列侬与导演杨紫烨共同发起的民间机构“中国预防艾滋病宣传制作（CAMP）”。CAMP的建立得益于斯达基金会的捐助，另一主要捐助者是名为“GIVE2ASIA（赠与亚洲）”的非营利机构，该机构又得到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的捐助。
在全国250多家投资公司中，大部分投资者还是影视公司或者电影制片厂。公益性质影片在中国是极少有的；而由明星出资，将几个新导演一起“打包”投资、拍摄、发行的，刘德华也是第一人。“这些新导演其实并不新，只是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而已。”具体负责“新星导”的余伟国说。宁浩拍《疯狂的石头》之前，已经有两部长片，《香火》和《绿草地》；《太阳雨》的导演何宇恒是马来西亚新独立电影运动的先锋者之一，《太阳雨》是他第三部故事长片———10年前陈果以新人姿态来找刘德华投资《香港制造》的时候，也已经在电影圈当了10年副导演。“与其把钱压在一个人身上，不如压在几个人身上。”公司不过问新导演们的影片内容、拍摄方式、演员安排……他们只有两个要求：拍剧情片；不能超支。
“6个导演总有一个能拍出来吧？”余伟国说。
《疯狂的石头》明显是最成功的六分之一，它以约300万的投资获得了超过1800万票房，被看成了国产电影的新希望。
刘德华很高兴的是，周星驰、王家卫、刘伟强、贾樟柯，都在准备做自己的“新星导”。
谁在拍小片？
搜索《梦想照进现实》的新闻，常见的标题是《‘梦想’广州遇冷3天票房仅1.4万元》或《‘梦想’长沙遇冷3天不到700元》。但制片方宣称600万元成本在影片前已经完全收回来了。影片中能看到醒目的婚介交友网站、手机、饮料等品牌，首映式则由徐静蕾担任代言的家电企业冠名赞助，剧本经典台词和她演唱的主题歌都被制作成彩铃提供下载。
主流院线、二级院线、数字放映、音像制品、海外销售、电视播出、网络点播……大量小成本影片正努力“在多棵树上吊死”。
五、电影效益取决于想象力
200部以下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记者：这是一个大片时代吗？
张宏森：这是一个大片时代，但不是一个大片弥漫和大片充斥的时代。国产大片一年的数量是有限的，加上美国大片，国内一年顶多上10部，再大的片子在主流院线最多占三周四周，不可能占一年吧？中小成本还是有很多空间的。中国电影去年产量是260部，今年将达到330部。
记者：主流院线能上映多少部呢？
张宏森：去年媒体发布了一个不准确的消息，说国产电影上映了30多部次，其实我们的统计是96部次。还有很多包场、团体场、二级院线都没有统计在内，我相信今年国产电影上主流院线的将会超过100部。
六、上海东方医院再调查
■被宣称“90％成功率”的人工心脏手术，本报调查发现，短期的死亡率实际上极高。
■绝大部分人工心脏在使用时，均未获得国家批文。
■当年同事证实，刘中民在仁济医院时，曾因多项手术致死而被停职封刀。
■东方医院为构建政界人脉资源，曾给众多官员提供免费医疗卡。
■浦东新区反贪局副局长告诉举报人唐志雄的妻子，“你先生是好人。”
七、安监局长为何被停职
12月13日，新华社报道了安徽阜南县两局长因招商引资不力被停职、免职的消息，引致各方关注。这个国家级贫困县层层分解招商引资指标会对官员群体造成什么影响？此举究竟是利是弊？但可以肯定的是，官员必须做他们最应该做的事情。
“活在莫名的恐惧中”
49岁的安徽省阜南县安监局长於俊华自言，她正活在莫名的恐惧中。一则以她为主角的新闻引致各方关注。
2006年10月19日，於俊华因未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并被指存在虚报业绩被停职，处分还包括行政记过、党内警告。
而该县市容局局长任献彬则因“检讨态度更差”，被就地免职，并遭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12月13日，此事被新华社披露，舆论哗然，有评论称，这是地方政府追求政绩导致的行政异化。
突如而来的曝光，令两位官员当下处境尤为尴尬。12月18日晚9时，於俊华最后一次与本报记者通话，称准备当夜离开阜南，远行数日。
当日她还透露，县里有关部门已组建联合调查组对其在职期间的招商及其他工作进行调查，她在安监局工作期间的财务资料也被调走。
招商之迫
阜南县城坐落在阜阳南35公里，人口150万。在这座被称为“安徽西伯利亚”的地级市里，它迄今还顶着“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
2006年，上级要求招商引资领先的势头必须得以维持，根据有关文件，阜阳市下达给阜南县的引资任务翻了一番，达8.13亿，几乎和历年总和相当。
年中才从外地调来的新书记，当头便面临着8.15亿的引资任务以及上级规定的惩罚措施。
这些措施包括，一年不完成指标，县领导要做“书面检查”，两年不完成就被评为“不称职”，三年没有完成要受到“降级”处理。
层层分解任务
招商之艰
逼迫下的“不得已”？
是否会造成饥不择食
逼官招商非阜南独创
八、“我是选出来的，没人能让我下来”
“我是选出来的，没人能让我下来”
———专访中国国民党副主席、青年团总团长林益世
林益世说：我们没有理由叫民众不讨论台独，人家当然可以讨论，为台湾做参考，民主社会呀，但你（可以）拿（台独）来当选项，但我（可以）不赞成啊……现在台独是选项，统一是选项，维持现状也是选项，我支持维持现状，未来走统一的路。
虽然不能和***的共青团简单类比，但国民党的青年团却担负着让国民党“年轻”的重任。
九、俄罗斯人感受巨大变迁
15年前的12月25日，苏联解体。对俄罗斯来说，这是风雨凄迷、起伏跌宕、艰难跋涉的15年，也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15年。对俄罗斯百姓来说，既是生活经历种种磨难，也是充满期待与希望的15年。
干自己想做的
老作家曾一贫如洗
由团干部到阶下囚
“克里姆林宫看不见的手”
从官员到平民，从平民到富翁，从首富到阶下囚，从孤儿到高官……俄罗斯转型15年，到底演绎出几多人间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百姓故事，我们无从得知。但从俄罗斯动荡不安的转型过程中能否提高对居安思危的认识，则是我们今天所讲述的目的所在。
十、15年：一个结论两种选择
15年前的12月25日，一面国旗的黯然飘落催生了15个新的国家。
15年后回眸，15个各奔前程的国家没有走出15条不同的路，也许是脱胎于同一个母体的缘故，他们各自选择，过程、方向却依稀相似。
“叶利钦当政八九年，折腾了八九年，折腾中有探索；普京上台执政，探索了五六年，探索中有折腾。早先是折腾，乱中找路，到普京时才有条理一些……”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俞邃教授这样概括俄罗斯走过的15年。
在俞教授看来，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可以被浓缩为四个字：破－乱－治－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逾越这四个字。15个国家都经历了“破”的阵痛，他们“乱”的程度各有不同。
今天，这些国家无一例外地仍处于转型期，但15年已足以拉开他们之间的距离，如果依然以这四个字为标准，15个国家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像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已经进入“治”的阶段，正在走向复兴；大多数国家则刚刚跨进“治”的阶段，远说不上“兴”；而像格鲁吉亚等国则仍然在“乱”与“治”之间过渡。
虽然相差悬殊，但他们选择的过程似曾相识，一开始普遍想投靠西方，甚至一度全面引入西方的价值观和发展道路，但最终大多碰壁。
20世纪的时候，一位47岁的小个子，弗拉基米尔－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通过武装起义，打破并着手改造了一个旧俄国；21世纪，又一位47岁的小个子，弗拉基米尔－普京，开始试图改造整治一个“乱”的俄罗斯。
此情此景，最合适的莫过于普京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懊悔，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
十一、《新京报》诉TOM.COM案背后的传媒格局
■门户网站悄然成为“全国性的市场化综合日报”的替代品，是否是中国目前报业形态发展不成熟和对版权意识的淡薄所致？
■“《新京报》的维权行动不是简单地要求侵权赔偿”，《新京报》称，我们想通过这次诉讼来促进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规范化合作，让传统媒体在合作中赢得一个合理地位。
《新京报》诉TOM.COM案背后的传媒格局。
372万元！”
11月17日，在对25000余篇稿件和图片进行精确而复杂的计算后，张岩向法院申请变更诉讼请求，原本他索要300万元。
张岩是《新京报》社代理律师。10月16日，《新京报》社向北京市一中院提起诉讼，状告北京雷霆万钧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旗下的TOM网站。
《新京报》称，从2003年到2006年9月，TOM网站在未获得授权的情况下转载其稿件作品，要求赔偿并公开赔礼道歉。
TOM网法律事务部总监向本报记者解释此案是“一个误会”，但承认转载文章确实没有得到《新京报》授权，“现在我们正寻求庭外和解，具体细节没法对你讲。”
诉讼是为了规范合作
联盟的形式多给外人看
付出与回报何等悬殊
报刊精英为何流向网媒
利益均沾的合作模式
传统媒体的竞争压力显然来自于网络
十二、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还是别的运动？
刘军宁先生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中国需要文艺复兴。这个命题的论证基础是：“天地之间，个体为尊”。为树立个体的这种尊严，需要一个文艺复兴运动。
然而，这一“个体为尊”具体是什么含义？个体为尊换一个说法就是“个人主义”。而哈耶克当年曾经区分过“真个人主义”与“伪个人主义”。殷海光先生反思新文化运动的一句话颇可概括其间的区分：“五四人的意识深处，并非近代西方意义上‘to be free’（求自由），而是‘to be liberated’（求解放）。这二者虽有关联，但究竟不是一回事。他们所急的，是从传统解放，从旧制度解放，从旧思想解放，从旧的风俗习惯解放，从旧的文学解放。于是，大家一股子劲反对权威，反传统、反偶像、反旧道德。”
我相信，军宁先生所说的是求自由，而非求解放。然而，假如是这样的话，则西方的文艺复兴，显然不是当代中国所需要的一个很好的参照系。
文艺复兴已经过剩
“文艺复兴”的反动
十三、网眼
①社会的官僚化与“公务员热”
博客站主：汪丁丁
②婴儿的“暴政”
博客站主：周鹏
③歌剧院里的秘密战争
博客站主：朱大可
④社保问题的解决机制
博客站主：唐学鹏
十四、揭丑干部入狱5载 平反又遭凶徒暴殴
曾为“山西运城假渗灌事件”提供线索的原运城地区行署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高满强，后来被法院判了7年。2003年4月18日，获释的高满强刚出监狱门口，就被三个歹徒用铁棍暴打致残，狱警出来阻拦，也被打伤。
本报记者面前这位曾经的正处级干部只有55岁，但5年的牢狱生活和出狱当天即欲置之死地的袭击，已经使他过早地衰老了。北京零下5度的寒风里，他看上去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
他有点紧张地朝四周张望，然后沙哑着嗓子告诉本报记者：“我怕这里不安全，我们换个地方谈吧。”这位已经被吓怕了的老人，执意把记者领到一个隐蔽的小旅馆后，才敢讲出他认为是“被陷害的真相”。
这一年初，山西一位记者入住运城驻京办下属的黄河大酒店，该酒店总经理就是高满强。饭间，这位记者向高满强讲起运城地区行署某些主要官员为获取政绩，建造庞大的假渗灌工程欺骗中央一事，高满强也连说这是“日哄人”（山西方言，欺骗人的意思）的工程。
高满强回忆，他在那天饭后向这位记者提供了一张主持这一假渗灌工程主要官员的批条，“这张批条要求运城驻京办给山西一位上级官员提供十万元的‘零花钱’”。
三年多过去了，此案仍然没有破获，幕后黑手依然逍遥法外。高满强认定的60万元国家赔偿与其他损失补偿至今未落实。他写信给运城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有泉，要求恢复他的干部身份。每次去信，均石沉大海。
十五、透过《越狱》看美国的死刑制度
越狱》（Prison Break）是2005年8月起在美国热播的剧情类电视剧，目前正在播出《越狱》第二季。该剧在中国年轻网民、看碟族中也迅速走红，其火爆程度甚至可以和当年的《还珠格格》、《大长今》相提并论。剧中人物林肯－巴罗斯被认为犯有谋杀罪被投入了福克斯河监狱的死囚牢，而其弟弟迈克尔－斯科菲尔德坚信其兄长是无辜的，因为死刑执行日即将逼近，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他设计了完整的越狱计划，希望救出其兄长并还其清白。
在《越狱》中，我们可以深深感到程序正义的理念在美国深入人心。虽然死刑马上将在24小时内予以执行，但林肯的律师仍在为其奔走，因为其享有申诉权，只要能有新的证据，法官即可下令推迟死刑的执行，这也是剧中为何林肯已经坐上了电椅，典狱长已经下令执行死刑的那一刻，法官仍可以下令停止执行死刑的原因。而且，在美国，州长对死刑享有特赦权，如果州长个人对该案心存疑问，可以直接下令停止死刑的执行。
在本剧中，有一处细节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感受到了美国程序力量的强大，那就是，如果死刑犯坐上了电椅，但由于电路短路等原因而最终没有将其电死的话，死刑的执行就必须重新制定程序，需要新的死刑令以及一份新的死亡通知书，由此将导致死刑会被推迟执行3个星期。即使在死刑执行前的几个小时突然发现了本已完好的电路出现故障，修复工作也必须按照既定程序重新上报办理，而不能直接检修。所以，福克斯河监狱典狱长针对州长可能对林肯特赦、律师也正在为之奔走而祝他们好运时，记者问：“这是否表明你相信他是清白的？
”典狱长会说：“这表明，我相信程序！”
从《越狱》中我们还了解到，即使是死刑犯，其人格、人权仍然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如死刑犯林肯在会见他的儿子时，狱警会考虑到他的感受而去除刑具；在林肯死刑即将执行的前一天由于他食物中毒，仍然得到了医生精心的护理；执行死刑的时间安排在了深夜，从而最大限度避免了社会公众对死刑犯心理的冲击；在死刑执行前，执行官甚至给他准备了尿布，因为考虑到其在死去的那一刻，大小便会失禁。如此诸般，彰显了美国社会的人文关怀底蕴。
十六、政府回购不能解决高出租率
建设部权威人士解读“近半数经济适用房被租赁”
政府回购不能解决高出租率
“在北京、太原和西安，高达48％的经济适用房被用于出租；购买者中有月收入8500－9000元的人群。”
2006年11月底，媒体公布了全国工商联牵头组织的“经济适用房出租率”抽样调查结果。而在这个惊人数据的背后，是大量苦等“蜗居”的百姓。由于房源紧缺，在北京经济适用房管理中心，需要安置的无房户超过10万，每天还有400人加入排队大军。
“只出租5％也是不合理的”
开发商为何协助购买者造假？
政府回购不能解决高出租率
经济适用房档案
定义：它是指以微利价出售给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商品房。以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户为供应对象，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经济性”是指住宅价格相对于市场价格而言，是适中的，能够适应中低收入家庭的承受能力；“适用性”是指在住房设计及其建筑标准上强调实用效果。
数字：1998年开始，经济适用住房制度成为住房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9年、2000年、2001年，经济适用住房建设投资占商品住宅投资的比重分别达到17％、16％和14％。“十五”期间，中国经济适用住房累计完成..7亿平方米（含集资合作建房），解决了近600万户家庭的住房问题。
未来：2006年12月份开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未来住房建设中，要建立健全廉租住房制度，进一步改进规范经济适用房制度，不断改善城镇低收入困难群众的住房条件。
倒卖经济适用房，轻松赚8万
我拿到经济适用房的“房号”是在1999年，过程易如反掌——找单位开个“低收入”证明就可以了。只要和领导的关系别太差，没人为难你。而开发商根本不会审查这个东西——只要能把房钱交齐，那群只认银子的人怎么会管你的身份？当然，作为一名被别人称为“强势群体”的警官，我还是动用了某些关系。否则，也要像老百姓一样，拿着小板凳排队等号了。
1999年，回龙观一期竣工，我拿到了新房的钥匙。房子是三室一厅两卫，120平方米，还赠送了17平方米的阁楼。我装修大约花了10万元。这个时候我才知道：邻居里几乎没有“省油的灯”——哪个中低收入家庭能用TOTO牌马桶？年薪3万元正是这套房子的主人收入的“最高门槛”。按规定说，超过这个数字，没资格拿到房号。
十七、收礼且公开登报挑战是非底线
见过悄悄收礼的，没见过大喊大叫着收礼的；见过偷偷摸摸或羞羞答答收礼的，没见过大张旗鼓、公开登报声明收礼的。然而这事就这么不可思议地发生了：“各地摄协向中国摄协50华诞献礼”，这是标题；“江西省摄影家协会向中国摄协赠送了一对景德镇生产的高达两米左右的青花瓷瓶，瓶面上烧制的是中国传统名画《清明上河图》；广东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秘书长陈俊生早在11月下旬在京召开的中国摄影家协会六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上，就专程把吉祥金鼎从广州带到会场，赠给中国摄协；甘肃省摄影协会赠予中国摄协50周年的礼品是当地出土的东汉铜奔马造型工艺品；北京摄协、湖北摄协、海南摄协等分别赠送了颇具地方特色的九龙壁模型、曾侯乙编钟模型、天然牛角、工艺品‘招财进宝’等”，这是内容。并且这篇消息就赫然地登在2006年12月12日出版的《中国摄影报》头版———敢作也敢为，惟恐人不知。
十八、产权交易所的“行政性强硬”
近期，《中国经济时报》等媒体报道了云南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交所）的产权交易风波。作为一个社会中介服务机构，顾客就是“上帝”，诚信服务、公平公正，是其存在和发展的立身之本。我曾将不符合老百姓普遍意愿的行政威权叫做“行政强硬”，而这次因为云交所本身操作中存在的问题而引发的风波，使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疑问：如果产权交易所都变成行政性垄断机构，都患上类似行政强硬的“行政性强硬”，“上帝”们怎么办？
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存在两种形态的垄断：行政性垄断和自然性垄断。
产权交易所变成行政性垄断机构，并患有“行政性强硬”的毛病，那它作为国有产权的改革渠道的作用将大打折扣，国有产权制度改革的进程将更为艰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将付出更多的代价。这显然违背了我们设立产权交易所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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