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0日，《第一财经日报》参加了索罗斯为新书举行的媒体电话采访会，向索罗斯提出我们所关心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将采访会的要点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次贷损失还未充分显现
　　
　　 美元地位动摇暂无人取代
　　
　　 问：次贷危机所造成的损失是否已经见顶？
　　
　　 答：IMF估计损失超过1万亿美元。我认为此次衰退的效应尚未充分显现。目前损失仅限于银行所持若干金融工具的贬值，还没有反映出银行贷款质量的恶化。这只是到目前为止的损失，不是最终结果。
　　
　　 问：请评论一下次贷危机对对冲基金的影响。
　　
　　 答：一般而言，对冲基金都经历了“去杠杆化”，不论它们是否宣称自己是“市场中立”的。银行也一样，许多银行的行为跟对冲基金相似，也运用杠杆等相似技巧，用结构性投资工具把头寸移到资产负债表外。现在它们也遭受了“去杠杆化”。
　　
　　 问：去年8月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同其他股市，例如中国股市相比，美国股市表现相对平稳，是不是美国政府的干预措施所致？
　　
　　 答：确实美国股市相比香港等股市下跌较少。主要原因是股市规模更大更深、投资者主要是机构，当然，市场对政府防止衰退抱有希望也是一个原因，不过现在市场已经承认衰退现实了。我想主要是股市深度和机构投资者为主这两个原因。
　　
　　 问：美元何时见底？如果民主党人当选美国总统，美元是否会重振？
　　
　　 答：“我确切地知道美元何时见底，但是我没有透露的自由。”——呵呵，这是我的一个老笑话。不过在这里我有把握地讲，一般而言，其他国家已经不再愿意储备美元了，所以它们才会建立主权财富基金。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不容置疑的地位已经丧失了，这是当前的一个重要形势。但问题在于，还没有任何其他货币能够取代美元。所以就导致了“索性逃离一切货币”的大逃亡，用其他资产代替货币资产，这恰恰也是主权财富基金的一个策略。这便导致了商品价格上涨，扩大了通胀幅度。这是目前这一阶段的一个新特点，也使各国政府左右为难——同时面临衰退和通胀，而两边各自的解决方案又是互相矛盾的，政府在应对任何一边的问题时都会感到束手束脚。在这一点上，本轮危机有别于过去几十年的其他危机，所以我说这次危机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终结”，而不是一个通常的危机。
　　
　　 问：美国是不是会面临同日本一样的“失去的十年”？
　　
　　 答：有类似之处，比如日本的“失去的十年”也是由银行巨额不良资产导致的，同房地产泡沫也有关。当前的危机肯定比美国政府所宣称的更长，它们说下半年就会好转，我根本不相信，没理由相信。
　　
　　 但如果银行能够压缩损失，获得再融资，它们就能比日本更快复原。日本的衰退为时很久，这是市场应变性的问题。
　　
　　 重建偿债机制走出困境
　　
　　 问：你曾说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是监管不力的结果。监管者现在该做什么？
　　
　　 答：一点没错，监管者要么是没尽到监管责任，要么是乱监管。因为它们头脑里的观念不对头，老觉得市场是会自动调节，达到均衡的。其实根本不会，从历史上看，市场达到均衡都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它们还认为只需要控制货币供应就行了，其实也应该控制信用状况。事实上，信用和货币状况并不一定协调一致，对扩张信用的冲动或厌恶会导致繁荣－萧条循环和泡沫。近几十年，监管当局不接受控制资产泡沫的必要性，这是不对的。如果要控制资产泡沫，就必须控制信贷扩张，控制市场参与者的杠杆使用量。它们应该引入保证金要求，并且根据市场情绪来调整保证金要求。在市场情绪过于狂热、产生泡沫的时候不失时机地提高保证金要求，给疯牛泼一瓢凉水。它们过去曾经是这样做的，美国是有50%的保证金要求的，但是如今形同虚设。因为人们可以通过结构性工具啊、衍生品啊什么的绕开这一要求。这就是监管跟不上市场发展的地方。由金融创新发展起来的很大一部分市场完全是不受监管的。这是我新书中的一个重要论点。
　　
　　 当然，并不是更多的监管就一定好，关键在于监管的质量。过去的监管之所以失职，很大程度上是指导原则有错误。所以我在新书中提出了若干新的监管原则。如果不对监管的原则和监管者本身所受到的激励进行考察，而简单地加强监管，情况只会更糟。要知道，不仅市场是不完美的，监管者也是不完美的，它反应更迟钝，而且更官僚主义。所以我们要对市场参与者和监管者的行为、激励和指导原则进行系统反思。
　　
　　 问：你曾经说，担心信用违约互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将是下一个大麻烦，请说明一下你的这个观点。
　　
　　 答：在我的新书和《金融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我都谈到了这个问题。这些年来，CDS已经发展成一个极大的业务，目前市值已经达到4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国债的五倍！它发展这么快恰恰是因为它使得人们能够在市场繁荣时期投机，而无需借债，只需很少的资本，就能建立巨大头寸，而且还能预计风险，并从中获利。这一切做法都是不受监管的。这就好比是一家不受监管的保险公司。合约一方不知道对方是不是真的有人会履行其义务。这种不确定性造成了不信任，就像悬在市场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而且这柄剑一定会掉下来，因为一旦发生违约，一方将会发现，对方（比如某个对冲基金）根本无法履行义务。所以，重建偿债机制和合约诚信是很重要的，那是走出目前困境的对策之一。
　　
　　 人民币升值能抵消一些通胀压力
　　
　　 问：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目前正受到争议。你认为香港是否会放弃该制度？由于港元随美元下跌，与人民币的汇率差距加大，港元是否面临更大的投机压力？
　　
　　 答：香港特区政府不会放弃该制度。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是世界上仅存的几个固定汇率制度之一，其他的还有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倒是有可能放弃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它们有很多理由这么做，也确实想这么做，但是它们受到美国的压力而不能这么做。香港特区政府坚持该制度的决心很坚决，我认为不会有什么改变。至于港元面临的投机压力，目前我没有觉察到。
　　
　　 问：你怎么看待中国目前所面临的通胀压力？
　　
　　 答：中国目前的通胀压力很大程度上是从外部输入的。高企的粮价和能源价格是主要原因。这也就是为什么人民币应该升值，因为升值能抵消一些通胀压力，我认为目前已经有通胀趋于稳定的迹象。当然，人民币升值本来也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农业部门可能受到廉价进口粮食的冲击，但是目前粮价这么高，中国的农民应该不会受到太大冲击了。中国还面临来自欧洲的压力，因为欧元比人民币升值幅度还大。实际上人民币兑欧元反而贬值了，欧洲人肯定会觉得不公平，从而激发欧洲的保护主义，所以就更应该让人民币升值。中国政府也是这么做的。
　　
　　 问：请谈谈粮食价格和通胀。这对亚洲特别重要。大米是否真的短缺？政府该怎么做？
　　
　　 答：我认为目前的高粮价与恐慌有关。特别是那些粮食进口大国，如果它们也是能源进口国，那么这些国家将会受到重创，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不过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反应，效果也不同。很自然的一种冲动是提供补贴。但补贴可能会造成很大干扰，而且某些国家的财政也负担不起，短期内可能有帮助，但长期来讲非常危险。另一条出路是调整汇率。例如中国就在尝试通过人民币加速升值来抑制通胀，而且似乎有成功的迹象。但升值的办法只有那些拥有巨大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才能采用，因为它们的货币只要放松人为压制，就会自然升值。但对像越南这样的国家来说恐怕是用不得的，一用情况会很糟糕。
　　
　　 [感谢“华尔街人”协会（Wall Street Ren）所提供的帮助。]
　　
　　 索罗斯继续唱空全球经济“60年超级泡沫已经破灭”
　　
　　 他认为，《巴塞尔Ⅱ》是彻头彻尾的失误，必须重新修订，为未来全球金融新秩序确立框架
　　
　　 继今年1月发出“60年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之后，投资大师乔治·索罗斯又出版新书来阐释这一看法，其中再出震撼市场的判断——60年之久的超级大泡沫已经破灭，目前的危机正在为这场泡沫清算，而全球金融体系也正在走向一个新的秩序。
　　
　　 这位被称为“打劫了英格兰银行的人”、掀起亚洲金融风暴的投资大师，在次贷危机爆发后，开始将注意力转向了全球金融体系，并频频发表见解，分析全球金融体系的内在缺陷、次贷危机的成因和意义。
　　
　　 在他看来，此次危机是“以美元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是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历次萧条－繁荣不过是这一轮超级大周期的组成部分，而这个“超级泡沫”如今已经破灭了。
　　
　　 在索罗斯这本名为《金融市场新范式：2008年信贷崩溃及其意义》的新书里，他用繁荣－萧条－更大繁荣，或者信贷扩张－紧缩－更大扩张的循环模型来解释当前的危机。
　　
　　 昨日，索罗斯在为其新书举行的媒体电话采访会上向《第一财经日报》解释，之所以有这种循环，是由于政府对信贷扩张不加控制，容忍运用杠杆，这是房地产泡沫的成因，也是其所谓“超级泡沫”的成因。
　　
　　 他说，20世纪30年代以后，政府一直在支持信贷扩张，一旦信贷扩张受阻，它们就会降息，向市场注入流动性，让信贷变得容易。一次又一次的循环，就造成了一个60年之久的超级大泡沫，这个泡沫当然是不可持续的。要说“清算日”，“清算日”就是昨天——它已经到来了，就是我们正在目睹的这场危机。
　　
　　 另外，他表示，至于中国内地，除了上海、深圳等沿海大城市，中国很大一部分是较少受到外来影响的，不过中国还是会受到外部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的影响，从而间接受到全球市场的影响。比如高通胀、资产价格泡沫等。这场全球危机，中国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
　　
　　 索罗斯将这本新书命名为《金融市场新范式》，寓意一个新的金融秩序即将来临。他说过去相对稳定的形势如今已经走到头了，世界经济进入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
　　
　　 他认为，一般而言，由于在认识经济运行时受到主导性的旧模式的蒙蔽，我们往往无法正确理解这种不确定性，无法看清它既同市场参与者，也同市场监管者不完美的认识有关。我们往往低估这种不确定性，而且由于这种不确定性的发展步调本身也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是相对确定的时期和不确定的时期相互交替。但是现在这个阶段已经结束了。
　　
　　 因此，索罗斯向《第一财经日报》强调，这会产生也必须产生一种新秩序。这种新秩序意味着，有一些游戏规则将被改变。比如经济、金融当局开始更加关心资产价格泡沫；不仅仅控制货币，也开始控制信贷等。当然，很难准确预言这种新秩序到底会是怎样的，这取决于各国政府对当前危机作出何种回应，以及在过渡阶段如何行动。
　　
　　 索罗斯说：“我觉得有一点比较肯定。在我看来，《巴塞尔Ⅱ》是彻头彻尾的失误，我们必须对它加以重新修订，制定一个《巴塞尔Ⅲ》出来。那个《巴塞尔Ⅲ》应该就是新秩序的框架。制定这个新框架是我们现在的任务，而我希望我新书当中的许多建议能够被采纳到其中去。”
2008年04月11日21:04 索罗斯：衰退刚刚开始 没地方能独善其身 [补记]
     4月9日，针对中国股市现状，78岁的索罗斯对本报记者说：“我看到了很多正面的发展，但我也看到了产生资产泡沫的可能。”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索罗斯强调，总体来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巨大受益者，中国相对实力和对世界影响力的快速增长，对中国自身的治理方式以及中国的全球接受度都是个巨大的挑战，从变化的深度而言，这是当前世界最为重要的发展态势之一。
　　
　　 当晚一场面向全球媒体的电话会议，是为了推介索罗斯的新书《金融市场新范式：2008年信用危机及其意义》（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 The Credit Crisis of 2008 and What It Means ）。书中，索罗斯认为：过于相信市场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可能是造成美国这25年来“超级泡沫”的罪魁祸首。
　　
　　 同时，索罗斯对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仍然看好。他认为，虽然发达国家的衰退将不可避免地影响中国的出口，但国内市场以及中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作的投资和出口会有所弥补。
　　
　　 但是，他也提出警告，随着资金真实成本（the real cost of capital）变成负值，中国的资产泡沫也将形成。
　　
　　 记者：在过去的几个月中逐步暴露出来的危机，特别是发生在华尔街的危机，它们都告一段落了吗？我们是不是已经看到了所有的问题？
　　
　　 乔治·索罗斯：我们经历了真正的风险，大的投资银行比如贝尔斯登行将破产，还好现在（暂时）风平浪静了。可以说，一个章节告一段落了，但接下来还会有另一个章节出现，那就是，金融市场被进一步削弱后，它对于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也将出现，这种情形尚未到来，但已逐步展现，消费者在缩减开支，你也许还没看到失业现象，但那些都是迟早的事情。
　　
　　 记者：那么，这会对经济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出现经济衰退？
　　
　　 乔治·索罗斯：我认为，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许现在经济已经处于衰退状态，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季度中，衰退必将发生。
　　
　　 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破产
　　
　　 记者：您对美国当局迄今为止所采取的反应做何评价？美联储和财政部是否确实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以采取措施来挽救危机？
　　
　　 乔治·索罗斯：这是有目共睹的。美联储采取救市的措施以防止经济崩溃对整个体系造成更大的危险，这是十分明智的。他们采取措施帮助贝尔斯登也是正确的。
　　
　　 记者：在危机发生之初，美联储是否采取了非常及时的措施呢？
　　
　　 乔治·索罗斯：只有万不得已，他们才会有所动作，他们不会提前采取措施。只有当贝尔斯登不得不向他们求助，称如果他们不采取措施，自己就会破产时，美联储才可以采取措施。这种态度几乎就是中央银行的传统，但他们的错误之处在于，他们没有意识到金融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自我均衡。而这就是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自从1980年以来一直以来的通识。对于金融市场，我与他们有着完全不同的观点。
　　
　　 记者：克林顿政府是否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乔治·索罗斯：当然包括克林顿政府。我敢说，自从1980年以来，“市场原教旨主义” ①(market fundamentalism)一直是美国政府以及英国政府的主导观点。我所称的“超级泡沫”可以上溯到1980年，当时里根出任总统，而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出任英国首相。从那之后，市场上占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是，市场应该被赋予更大的余地，而监管调节机构则全然放弃了他们的监管调节责任。
　　
　　 看一下这些工具吧，信用违约交换②(Credit Default Swap，简称CDS)，现在大约有45万亿尚未解决的合同，这相当于美国房地产价值的一半，相当于美国所有国债的五倍之多。所有这些都处于完全无监管的状态下，交易双方并不清楚他们的交易对家（counter party）是否具有良好的信用，直到对方出现事实上的违约，他们才知道真相。
　　
　　 记者：您是否认为，信用违约交换市场将会是下一个出现严重问题的领域呢？
　　
　　 乔治·索罗斯：在美国金融市场上，民主是一贯的主导思想，只要没有信用违约问题出现，市场还是会坚持惯性的做法。
　　
　　 记者：人们不愿意信任他们的交易对家，这是不是原因之一？
　　
　　 乔治·索罗斯：这的确是一个重要因素。我认为，他们之所以接受贝尔斯登就是因为摩根大通公司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摩根大通实际上是信用违约交换市场上的龙头老大，在45万亿尚未解决的合同中，大约16万亿由其负责。显然，贝尔斯登也有超过2.5万亿未解决的合同。所以，它不能允许贝尔斯登破产，不希望这个良好的交易对家退市……
　　
　　 记者：那么如何进行处理呢？
　　
　　 乔治·索罗斯：很简单，建立一个票据交换所（clearing house）或交易所（exchange），然后强制所有人在此登记注册及进行交易，这样就可以了解对家是谁，你也知道交易的机制，如果对家违约，还有相应的监管制度，消除对家造成的风险。
　　
　　 记者：这种事后监管的做法能够奏效吗？毕竟这些合同已经实际发生了？
　　
　　 乔治·索罗斯：我认为非常需要。许多合同并未能在正规市场和交易所操作，所以我们应该把它们归口到正规的场所。
　　
　　 记者：如果建立一个这样的票据交换所，政府是否必须运用资金进行支持？
　　
　　 乔治·索罗斯：现在的情况是市场保证机制的缺位，应该是由股票市场玩家买单。所以，合同上可以加上一笔使用费。我的意思是，这个问题需要加以解决，但是我觉得，这的确不需要太在意。这只是一个例子，但是这个例子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不可能在现有体制下引入更多的调控机制
　　
　　 记者：说到种种救市措施，说到贝尔斯登的得救，难道我们就不能对道德风险保持更多的警醒吗？为什么纳税人的钱要用于拯救那些玩火的富人？
　　
　　 乔治·索罗斯：因为（金融）系统还是需要被保留下来。所以说，如果熊市出现踪影，如果有某家公司经营上的失败造成了对于整个系统的威胁，美联储还是必须去拯救它，但是这些公司必须付出代价。这就意味着，那些意欲获得这种保护的人必须付出代价——服从规章制度。
　　
　　 我认为，金融体制并不需要被拯救，但是我觉得，不是每次经济衰退都是能避免的。现在市场仍然寄希望于美联储会尽最大努力避免衰退的出现。对此，我欣慰地看到，美联储并没有刻意那样做，因为随着信贷危机的不断蔓延，已经有点超出控制了，不可能在现有体制下引入更多的调控机制了……
　　
　　 记者：你主要指的是美国的情况，还是全球整体经济的情况？
　　
　　 乔治·索罗斯：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金融体系。债券的数量够多了，债券持有者越来越不愿持有财政部的美元债务和政府债券，所以他们千方百计试图进行多样化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美元会贬值，为什么会有主权财富基金。这样的基金不愿再持有美国政府债券，而是尽可能购买房产，尤其是日用品，这也造成日用品的涨价。
　　
　　 记者：日用品领域是不是也存在泡沫呢？
　　
　　 乔治·索罗斯：这不完全是个泡沫，但肯定会有泡沫成分在其中。一个时期已经结束，但泡沫时代尚未结束，因此，当局都需要采取措施来防止泡沫过大。价格的波动无法阻止，但是一旦价格变化过大，政府也必须采取措施进行应对。从根本上来说，这就需要对信贷进行控制。中央银行控制着货币，但是并没有控制信贷。货币和信贷的运作并非亦步亦趋，这一货币原则也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及其影响力的组成部分。所以，政府需要切实控制信贷，这就意味着，政府需要制定有效的存贷款保证金制度，限制货币平均持有量。这些都是基本要素。
　　
　　 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可能会面临问题
　　
　　 记者：在全球化经济中，这些限制是不是仅仅针对受到影响的国内层面？
　　
　　 乔治·索罗斯：不，需要针对全球经济……
　　
　　 记者：你认为有可能实现吗？会达成全球性的协定吗？
　　
　　 乔治·索罗斯：不。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已经存在。因为有所谓《巴塞尔协定》③的存在——《巴塞尔1协定》，今后还会出现《巴塞尔2协定》，当然它还只停留在纸面上。迄今为止，《巴塞尔2协定》实际上是依赖于对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控制机制，实际上削弱了监管机构的作用，但没人意识到其中的问题，所以《巴塞尔2协定》必将……
　　
　　 记者：那么，《巴塞尔2协定》的终结是否就是新的危机？那是不是还会出现《巴塞尔3协定》？
　　
　　 乔治·索罗斯：我认为确实应该制定《巴塞尔3协定》，协定将要求制订一个国际化的最低保证金制度。在此意义上，中国有效地使用了这一方法，控制了信贷的过度膨胀势头。由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中国的利率实际上为负值。这会导致资产泡沫。中国正试图通过增加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对这些泡沫加以控制。
　　
　　 记者：那么可不可以说，在监管金融体系方面，中国的监管机构的工作比美国或英国的监管机构的工作更出色？
　　
　　 乔治·索罗斯：我不想谈那么远。我认为，在以后的几年里，中国可能会面临一个问题。
　　
　　 记者：也将面临泡沫？
　　
　　 乔治·索罗斯：当然。
　　
　　 记者：甚至在没有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情况下？
　　
　　 乔治·索罗斯：是的。我没有必要研究其中的问题，不过，我觉得是政治原因。中国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经济，所以，我认为，在许多其他地区的确需要保证金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并且需要在全球范围内推行，以便消除资产泡沫。我认为，不断增加的保证金是关于日用品的。当前形势下，这是一个明智的提议。
　　
　　 记者：中国大陆的股市近来大跌，引发关于所谓“救市”与否的争论，以你的新书《金融市场的新范式》的观点，你会如何解释中国的情况？
　　
　　 乔治·索罗斯：我恐怕还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对目前中国的情况还没有充分的了解。我看到了很多正面的发展，但我也看到了产生资产泡沫的可能。不过，很抱歉，我还不能给出一个好的解释。
　　
　　 记者：从更广泛的意义上，你对中国未来几年的走势有怎样的判断？
　　
　　 乔治·索罗斯：总体来说，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化的巨大受益者。它的增长很快，中国的企业在结构上正在发生快速的重组，中国在相对实力和对世界的影响力方面都增长很快，不仅在亚洲，还有非洲、拉丁美洲。但对中国自身的利益而言，恐怕太快了。这对中国自身的治理方式以及中国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接受程度都是个巨大的挑战。这是个非常危险同时却也非常有希望的过程。从变化的深度而言，这是当前世界最为重要的发展态势之一。
　　
　　 记者：可不可以说美国房地产市场面临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乔治·索罗斯：恐怕不能这么讲。实际上，问题变得越来越多。上个月，年度生活水平下降的幅度高达25％，速度迅猛。所以，更大的问题是，接下来的几年中，上百万笔抵押贷款将会无法按时偿还，会有人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这将使需求急剧增长，下降的过程将更加剧烈，这与上升过程中的情况相反。上坡路需要很多的积累，走下坡路的速度却会更快，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经济崩溃。
　　
　　 记者：必需经历这么一个过程吗？政府是否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呢？
　　
　　 乔治·索罗斯：不。我认为这的确应该成为政府的中心工作，无论实际的经济刺激还是货币刺激，都是合适的。不过，确实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避免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事情发生，我们希望尽可能多的房主继续保房产。所以，我们不如降低按揭压力以保证房主的还款能力。利润损失25％远比损失60％好得多。
　　
　　 记者：您是否乐观相信上述的措施会出台呢？
　　
　　 乔治·索罗斯：不。我听说美国民主党方面已就这样的措施提出提案，但是提案并未被采纳，现任政府不会通过这些提案。现在确实有些自发的调整，但更像装腔作势的公关行为。本来应该是政府自上而下组织的，但是现在被分拆处置，重新打包，所以很难实现。所以，这就是贸易中的阵地战，因为有不同形式的阵营，有着不同的利益。
　　
　　 记者：您是否清楚哪一方会取得成功？
　　
　　 乔治·索罗斯：还不清楚。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我认为，总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说过，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而又一直缺少的政策。
　　
　　 记者：美元疲软是否能帮助美国渡过危机？
　　
　　 乔治·索罗斯：已经起到一定的作用了。美国大幅度增加出口，减少进口，这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经济，这样带来的结果是，失业的情况会加剧，只是现在还没有发生。
　　
　　 记者：我们刚刚经历了一个全球性的巨大财富创造的年代，现在，萧条时代是否到来？
　　
　　 乔治·索罗斯：是的。任何的经济衰退，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个财富的消减时期，信贷扩张与财富的创造并存，信贷紧缩与财富的消减并存。这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现实状况。
　　
　　 记者：世界上有没有哪些地方现在还没有形成泡沫呢？
　　
　　 乔治·索罗斯：没有，坦白地讲。
　　
　　 记者：没有避风港？
　　
　　 乔治·索罗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地方。但是，现在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时期，很难做到独善其身。
　　
　　 记者：总统大选能够改变目前的形势吗？
　　
　　 乔治·索罗斯：我认为很有可能。当然，我认为，一位来自民主党的总统会实行不同的政策。
　　
　　 记者：那么，索罗斯先生，为什么你支持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
　　
　　 乔治·索罗斯：因为我认为，美国将要走下坡路。美国的未来需要与它当前的表现完全不同的更大更彻底的变革。这在任何其他候选人治下，都不太可能发生。
　　
　　 记者：看来您认为美国的确需要那样的变革？
　　
　　 乔治·索罗斯：是的，我认为需要。谈到变革，我认为，尽管“变革”一词已经显得有些陈词滥调，但我还是相信他（奥巴马）更加有可能带来变革。
　　
　　 记者：除了对于经济的担忧之外，您最关心什么呢？
　　
　　 乔治·索罗斯：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美国对全球影响力的不断下降。由于反恐战争和入侵伊拉克，在政治上美国已失势。而如今的金融危机无疑是在经济领域雪上加霜。不过，我觉得美国还是有机会重新获得这一地位。当然也许不复当年之勇，但无疑，美国应当在领军人的角色上发挥更多能量。但是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不确定的年代，原因当然就是这些政治和金融难题。(时青靖、曾辉、陈战 译。4月5日，FT记者克里斯蒂娅·弗里兰专访了美国量子基金创始人乔治·索罗斯。4月9日，本报记者许宏对乔治·索罗斯进行了补充采访。）
　　
　　 ①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指对市场的过度信仰，认为市场出现问题后可以自动恢复平衡，不需政府进行任何方式的干预。
　　
　　 ②信用违约交换(credit default swap，CDS)：在信用违约互换交易中，违约互换购买者将定期向违约互换出售者支付一定费用(称为信用违约互换点差)，而一旦出现信用类事件(主要指债券主体无法偿付)，违约互换购买者将有权利将债券以面值递送给违约互换出售者，从而有效规避信用风险。自90年代以来，该金融产品在国外发达金融市场得到了迅速发展。
　　
　　 ③《巴塞尔协定》（Basel）：为了响应公众对银行系统缺乏足够资本来偿付而面临风险的担心，1988年，来自13个国家的一批银行家提出了“巴塞尔资本协定”，建议各银行根据信用风险来分配8%的资本，以应对市场风险。
　　
　　 《巴塞尔2协定》在2003年年底发布，并计划在2006年年底开始实施。新协定的目标是强化风险意识，强调正确风险管理的重要性，以鼓励各银行对各自的行为采取更加积极和前瞻性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