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日后，再说范美忠。此事在心里，挥之不去。
　　范美忠，在汶川地震后，有了个新的名字。这样的一个有重叠字名字，或说是别称，据说在古代是专门用于另类女子的。人们不愿再称范美忠为范美忠了，只叫他的别名，以表达对其的不屑鄙视和其所为的不以为然。范美忠别名迅速广泛地流行，没了对一个同胞称呼其名的人们的耐心、度量在各种评论中尽显。这时的范美忠成了一把尺了，量了人心的底子。
　　范美忠同诸多事件里的人一样，是一面镜子，我自己的。面对这面镜子，我同样看了看自己，也再次认定内心训练的有或无成为影响人关键紧急时刻如何行事的又一关键所在。心理训练（指自发的）同所持的价值观不矛盾，同道德也紧紧相联。后者如土壤，前者是苗。
　　范美忠的困扰是真实的，也是一贯的。他05年前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文章、他对母校老师的批评、他的行为、他的学生的言语可以为证。范美忠的成功之处在于他把私已的困扰在一个特别时刻上升成了一个公共论题。论题是件公共事务，所“涉及的事情则超越了个人的局部环境和内心世界”。透过这论题人们感到了他们看重、珍视的价值及衍生的道德正被解构，受着威胁。他的困扰与他的经历，与他所接触的环境和意志活动不能说没有关联，困扰来自他的日常生活，与他贴身相靠，范美忠代表着论题的一方。论题的另一方是离具体事件较远和很远的人们，他们对论题的关注缘于对事件抽象以后深层的他们看重的价值框架受到了威胁。
　　范美忠是个“心理涂鸦”者。用这个词描述他，是不想因用“越轨”一词可能带来的误解。范美忠有意与社会相疏离，向公共意识宣示了自己意识与意志的地盘。细细看来，他却并有同社会相隔绝。也许这是他有意而为之，他也许明白完全的脱离与他所言所行的目的是相悖的。疏离社会意识形态却又不脱离社会，是不是他个人的局限性所致呢？这种判断过于简单。局限性更多的是一种以历史的语言对往事的评价，由于少了细节而显得语意不详。范美忠的念想是改造他与之疏离的社会的一个层面，因而，他不能不考虑策略：完全置身于世事之外，他的困扰不成其为困扰了，他的改造行为自然也就失去了对象。
　　论及策略，范美忠犯了大错误。相对于大众，持有“异端”观念的小群体在博弈中的傲慢是不足取的。傲慢，阻隔了大众反思的路径，傲慢也阻碍着小群体审视、完善自己的观点。范美忠的傲慢，让他这个人成了论题的焦点，他的傲慢也导致了他的观念、做法在众人对他这个人的声讨中变淡了许多。
　　那如何看在这论题中与范美忠相对的一方呢？此时想起了赖特.米尔斯的话：“我们在各种特定环境中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是由结构性的变化引起的。所以，要理解许多个人环境的变化，我们需要超越这些变化来看待它们。由于我们所置身的制度变得更为庞杂，彼此之间的联系更为复杂，这种结构性的变化的数目和类型也在不断增加。要想对社会结构的观念有清楚的意识并敏锐地运用它，就要能在大量不同的环境中捕捉它们彼此的联系。要想做到这样，我们就需要具备社会学的想像力。”论题中的众人，不是冷漠的一群人，他们确确实实感觉到了某种异动，只是论题的焦点在他们中间难以确定。论题必竟与个人的日常生活是有距离的，是一种在组织、社会结构、体制之中的价值攻守，个体感同身受的状态不那么容易形成，这使得人们既感到在其中，同时又不容易确定自己在论题里的准确位置，久了，就会产生了与己无关的感觉。不能否认的是，当论题产生新的情境时，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投入进去。
　　大群体在语言、行为上的强势不是傲慢，而是特质。这点范美忠应该清楚。
　　这论题进行之中，某地教育主管部门出台规定，明确教师在诸如地震这类事件中的职责，困拢这个私人化的东西迅速袭上部分原站立在范美忠对立面的人们的心头，他们又感到了个体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论题得以细化,或者说是在原有的论题中产生出了新的论题。这种派生不是原论题的异化。由范美忠引发的论题由此开始牵扯的范围渐渐缩小了，战场也不再硝烟弥漫。可论题一旦形成，就不容易消失掉。
　　回头看看，我们在进步，这一点都不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