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缘出发，走向边缘——致大江健三郎先生
　　作者: 朱天文（台北）
　　
　　作家书信
　　边缘是陌生化。何谓陌生化？那是对于一切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的，殷殷发出了否定之呼叫。边缘是他者，是不认同。边缘既是差异，也是多样性。
　　一期一会，能与大江健三郎先生和莫言，同时坐在这里对话，这是不可思议的。
　　但凡大江的读者都知道，大江在小说之外（比小说更启发我的是大江评论、大江随笔），在不写小说的时候，作为公民、作为知识分子的大江，从三十岁前后至今四十多年了，始终盯住没松过手的一个课题是，日本战后的民主主义和宪法。大江的《广岛札记》、《冲绳札记》以及成立“宪法九条会”，都是环绕这个课题一再发声和行动的。这种小说之外诸多的社会参与，如牛头犬般咬住了就不放的死劲，回转来成了大江小说无可取代的力道之所在。
　　我是很晚才从大江的诺贝尔奖演讲中知道，战后日本新宪法的核心，是放弃战争的誓言（宪法第九条）。我一直以为，禁止日本拥有军事武力乃因为它战败理当接受的国际制裁。不是，那不是国际制裁，那是誓言。
　　如果把这誓言从宪法中删去，在这篇《我在暧昧的日本》（不是川端康成〈《我在美丽的日本》啊）一文中，大江说：“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出现何种残忍的全新背叛呢？身为小说家，我不得不如此想象。”
　　我才知道，是这誓言的情感，支撑着战后的宪法，形同绝对价值。大江说：“假使日本人无视战后重新出发的道德规范，再度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那么，我们在已崩溃的现代化废墟上，为了普遍人性所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功了。生而为人，我不得不如此想象。”
　　所以，我从报纸副刊上得知，促成这次两岸共同研讨会的，是大江先生本人，大江将之当成是有生之年的心愿和最大的光荣。我知道，这不是外交辞令。大江说：“我认为维持亚洲和平最重要的，就是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能持续良好的和平的关系，就是亚洲的希望。”
　　这些话，本来是政客常说，人人会说，但由大江先生的口里说出，我唯想起三国时代曹操的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我遂不能不想到大江先生的年岁，今已超过我父亲在世之年两年，父亲是比我厉害的小说同业，看着大江先生，使我想要对之也立下誓言。
　　大江曾自述，年逾五十写出《写给怀念的岁月》之后，以作品来看，晚期工作已经开始了。年逾五十，不正是现在的我，和现在的莫言，这表示，我们至少可以像大江先生那样，幸运地还写个二十来年呢。如此，我的誓言，如果有一个标题，它会叫作，晚期风格。
　　是的，大江先生的挚友扎伊尔德有一部著作叫作《论晚期风格：不合流俗的音乐和文学》（On Late Style：Music and Literature Against the Grain）。
　　扎伊尔德拿贝多芬晚期作品来谈，晚期的贝多芬始终与社会抗衡，拒绝让音乐提升为辩证结果的统一性（如中期作品），他要音乐由重要的结论转化成暧昧不明的自身。阿多诺认为这种转变，是对抗中产阶级秩序的合理化（啊，作家应该引起公共的忐忑不安）。大江在《作家自语》里则说：“人到晚年之后，无论悲伤也好，愤怒也好，对于人生及世界的疑惑也好，能够以猛烈的势头调整这一切、面对这一切，并推进自己工作的人，是艺术家。”
　　我真高兴听见，晚期工作不是迟暮哀感，不是沧桑兴叹。晚期风格，也不是什么成熟、透彻、圆融之类。晚期风格是，不与时人弹同调。
　　要说更早，大江写于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作品《小说的方法》（现在来看仍然熠熠发光），其核心论点，就已自觉地竖立起晚期风格的骨力。而其实老早，大江从年轻开始，便走上了晚期风格之路。所谓晚期风格，并非按年岁定义，而是一种姿态，一种样貌，一种存在方式。是的，一种气质。
　　那气质，清楚描绘在《小说的方法》里，若一言把它概括，就是，边缘，边缘，从边缘到边缘（第八章的章题，或译做：从边缘出发，走向边缘）。
　　边缘是陌生化。何谓陌生化？那是对于一切习以为常的，理所当然的，殷殷发出了否定之呼叫：不是那样呀，而是这样呀，为什么是理所当然？很不当然呀。陌生化使一切习惯成自然不被看见的，予以看见。为了感受到物，为了荷花是荷花，要先陌生化荷花，那就是用小说的语言。为了重新看见人，用小说语言把人陌生化──看，人是这样的，人不是那样的。幼年时候的大江就给母亲喝斥了：“如果不认真去看，就等于什么也没看。”是这观看的眼睛，边缘的眼睛，使万物陌生起来，而自模糊无意识的无名状态里显现，重新定义。小说语言，是命名的语言。
　　然后，边缘是他者，是不认同。因为什么叫认同？大江转述了文友墨西哥诗人帕兹在《孤独的迷宫》扉页上的引言：“认同等于现实性，简直就如同说：归根究底，所有的事物都必然、绝对而且必须服从于主流，只有主流惟一存在。然而，他者拒绝消失。他者继续存在，持续存在。这是难以被理性的牙齿动摇的硬骨头……排他性总是为他者的存在而苦恼。”是的，让中心指向的、单一的现实认同十分苦恼，持续做一名不消失的他者，这不就是小说一向在干的事？边缘既是差异，边缘也是多样性。
　　而大江小说里的边缘造型，很多被启发于巴赫金。关键词是狂欢节（肉体性物质性、社会性、宇宙性的紧密结合），小丑（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荒诞现实主义，死亡与再生。大江自觉的引进这种边缘造型，乃是敏感到日本的近代和现代文学，被圈在日本文化的中心形成单一化趋势，没有力量抗拒。这样有意识把陌生化的人当成小说人物创作出来，大江说：“它批判性地超越以天皇制文化为中心的指向和单一，为我们想象力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大江先生且慷慨地把莫言拉在一起，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生死疲劳》，单看书名也足以想象，再没有比莫言更是范本的荒诞现实主义了。坐在他们两位男性合谋者旁边，我亦提供一个边缘造型。
　　那是大家都熟悉的佛陀的故事。其中一个版本，说是悉达多太子丧失了嗅觉，味道再重的咖哩也闻不到，晚饭后星星大得像火焰一样永不熄止，宫女们横七竖八睡得一地，悉达多太子折了莲花放在妻儿枕边离去，他要去找回他的嗅觉。最后他骨枯形销昏死在河边，村中牧羊女喂以乳糜，悉达多醒来，闻见乳香，如此甘美，如此确凿，他感谢牧羊女说：“一切有情，依食而住。”他渡河进城，坐在菩提树下悟道，成了佛陀。
　　以此，我向大江先生立下小说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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