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国家发起的社会工程带来的巨大灾难产生于四个因素的致命结合。
　　第一个因素是对自然和社会的管理制度——也就是上面所说的能够重塑社会的国家简单化。
　　第二个因素是我所称的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不断得到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有很强烈的信心。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地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
　　第三个因素是一个独裁主义的国家，它有愿望而且也有能力使用它所有的强制权力来使那些极端现代主义的设计成为现实。处于战争、革命、危机或民族解放中的社会往往这第三个因素提供肥沃的土壤......这样的社会往往会涌现出一批新的精英，这些新的精英拒绝所有过去的东西，要为他们的人民做出革命性的设计。
　　第四个因素与第三个因素紧密相关：软弱的公民社会，这样的社会缺少抵制这些设计的能力。战争、革命和经济崩溃都会使公民社会更为软弱，并使平民更愿意接受新的体制。由于他们具有实施社会工程的渴望和残暴对待平民反抗的力量，后殖民的统治偶尔也会符合这最后的条件。
　　总之，社会的清晰性提供了大规模开展社会工程的可行性，而极端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愿望，独裁的国家则有实现这一愿望的决定权和行动能力，而软弱的公民社会则提供了作为其实现的基础。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　[美]詹姆斯．C．斯科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