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去年看过一篇杂文，标题是《春运时，乡愁是一张薄薄的火车票》，作者是草根作家杨耕身。看标题就知道，那是一篇反映在春节运输高峰期间，火车票“一票难求”的情况的杂文。由于读那篇文章的时候，正值年前的运输高峰，所以便记住了此文。而在2010年“春运”开始后的第三天，因为一组关于“春运”的图片，我又不禁想起了它。
　　
　　 “春运时，乡愁是一张薄薄的火车票”。多么恰当且富有诗意的比喻啊！可是，面对这个比喻，我却无论如何也诗意不起来。它像一架望远镜，把那么多在火车站苦苦排队买票、排队检票的人一下子攫到了我的眼前，让我看到了一幅比《清明上河图》更逼真、更具有民间气息的众生相。买到票的踏实，买不到票的焦虑，都表现在普通人的一颦一笑间。我所看到的那组图片，展现的虽然只是沧海一粟，却让我清楚地意识到了一个问题：一年一度的乡愁大展示，已经如期开始了。
　　
　　 把乡愁的集体迸发称作集体展示，似乎不太恰当。的确，思乡的情怀不是作秀，回家也不是一种表演。可是，当几十万贫穷或富裕的中国人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分批涌向火车站时，我看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凝聚力。说它是文化，好像有点拔高了。然而，“回家过年”这四个字，却是全体中国人的行为信条，是一个最普遍的愿望。无论平日身处何方，无论这一年中赚没赚到钱，人们都要在年关岁末踏上归途——回家。所谓“春运”，便源于此种根深蒂固的观念。
　　
　　 有人说，一年一度的“春运”，是全球覆盖面最广的人口大搬运。这话真是说到了点子上。只是，我认为此言只道破了一半天机，因为那个人没有将“春运”的文化因素说出来。而文化因素，恰恰是“春运”现象的核心所在。如果说什么样的食物成就什么样的人，那么什么样的文化便成就什么样的族群。中国人的伦理主体是“家伦理”，即认为家是生命之本、社会之根，族员之间的和睦、凝聚，是最重要的事。这种观念固然表现了农耕民族内敛的心理，却也造就了一个具备团结意识的群体。因而，无论多忙，过年的时候都要回家。
　　
　　 我一直认为，信仰的力量是强大的。而且，我越来越觉得，中国人对家的重视、坚守、渴盼，其实也是一种信仰。那些旅途上的疲惫身躯，在无言地宣告着他（她）们都有一个明确的方向，都有着共同的信仰。这种信仰能够屏蔽掉一年的辛苦、旅途的疲劳，产生无以言表的踏实感。那是快乐，中国人对此情有独钟。
　　
　　 因为一种代代相传的信仰，一个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满足这个国家大部分人的情感需求。作为国家的公民，我愿意将此看做某种成全。尽管我与“春运”无关，但我真心希望条条大路通家乡，人人皆能把票装。不为别的，只因一组图片带给我的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