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于上海逝世，时年56岁，距今天已有74年之遥了。
　　
　　自己是从木刻版画开始识得鲁迅的。那时的报刊上有很多介绍他与版画的文章。黑白两间的色调、简单明晰的风格让自己喜欢上了它。鲁迅非常喜欢版画，也鼓励、支持那时的年轻人进行木刻版画的创作。为此，他费过不少心血的。
　　后来接触到他的文章，从杂文开始，到书信，到小说，再到诗歌。文章让自己对鲁迅有了深入的了解，再后来就是理解，到最终就成了敬服。鲁迅的文章一直跟随着自己，这不，两个月前还在翻阅他的《两地书》。
　　在自己敬仰的人中，觉得鲁迅是内心最为纠结的一个人，最为困惑的一个人，其程度远远大于吴宓和江平两位先生。所以如此，是因了他的真实，因了他将包含了自己的人纳入了视野之中，将缠绕着人的东西一一加以辨析，并予以了恒久的关注。正如林毓生分析的那样，鲁迅的真实加上他的辨析加上社会的顽固性，使得他自己的思想也充斥着重重矛盾，无法突围，化解不开，最后郁结于心。
　　鲁迅的纠结是生命的煎熬。江平先生的纠结多是因了命运的逼迫。吴宓先生的纠结介于以上两者之间（新时代之前，他是因惦记着国民生活的富足与人的自在而忧国，之后，慢慢地开始面对着外在的压力而疲于应付，以期保全性命，保护亲人。病中的他无人照顾，临终前的他大喊：“我要喝水，我是吴宓教授。”）。
　　鲁迅是因内心对人的牵挂而感到了外在世界对人的压迫，其实，他是自已寻着纠结而去的，是没事找事。在多数人为西湖岸边夕照山上的雷锋塔轰然倒塌感到痛心、婉惜之际，鲁迅却心喜若狂，拍手称快，一篇《论雷锋塔的倒掉》后仍觉得意犹未尽，《再论雷锋塔的倒掉》便追紧其后而出。一个在别的人品尝菜肴的鲜美、啧啧称赞其美味时说它们是用人的肉制作而成的人不受人喜欢也在情理之中。
　　鲁迅是爱跟人唱对台戏的。在人说着富丽说着华美时，他翻了开那件锦袍，耐心又认真地找着里面虱子。他不像大多的人时时想着感恩，总想要问责，问传统之责，问文化之责。鲁迅也看不到辉煌，否定他人心里眼中嘴上的辉煌。鲁迅虚无吗？不这样认为。鲁迅的心中是有人存在着的，人是他思想波澜下的定海神针。
　　鲁迅心中同样有着社会。他曾做了题为《娜拉走后怎么样》的演讲。
　　四年前，在秦水巴山间的一小块空地上，几个人说着鲁迅。说鲁迅起步晚，说鲁迅提速快，说他达到了 “孤独求败”的境界。鲁迅的孤独是有的，说他刻意地寻求“对手”有些言过其辞了。鲁迅的目标还算是比较专一的。
　　
　　葛红兵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中说：“鲁迅是那种将思想看得比文学本身更重要的作家，在他的意识之中，文学只有在表达了某种进步的对社会有直接意义的思想之后才有价值，否则就没有价值。
　　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启蒙主义文学在文学观念上的一个共同欠缺：思想的价值大于审美的价值。”
　　他又说到：“总体上看，中国二十世纪文学是思想大于审美的文学。审美的质素是被压抑的，而思想的质素被机械地抬高了。但是文学的本质不是思想而是审美，文学并不能担任`经国大事`的重任……浪漫主义地夸大了文学的功利作用，把文学提高到“新民”的高度，不是提高了文学的品位，而是抹煞了文学的审美属性”
　　吴寇中于1992年写了篇名为《笔墨等于零》的文章，表达字“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的观点。他在后来的另一篇文章里说：“笔墨的发展无限，永远随思想感情之异而呈新形态。笔墨属技巧，技巧乃思想感情之奴仆，被奴役之技有时却成为创新之旗。”
　　可见吴冠中是鲁迅那个时代创作类型的继承者。他是说过100个齐白石也顶不上一个鲁迅的话的。
　　鲁迅的真实让他无法成为一个很柔软的人。这样一个真实的人会对一些人构成威胁，也会对一类人形成支持。冒然地先将这后一类人假设为秦晖、方舟子、柴静、郝劲松……
　　
　　有人用现代流行词语编排着鲁迅：潜规则、婚外恋；家庭关系不和谐：与母亲的关系冷漠、与朱安的关系形如同路人、与弟弟的关系异常紧张；责任感缺失 ……
　　
　　觉得鲁迅非常具有标本意义，甚至可作为投射检验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他映出了喜欢他的、不喜欢他的、关注与不关注他的人的内心。
　　
　　喜欢着鲁迅的，他的文字还将跟着自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