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年猪，是家乡庆贺过年时的一种习俗。记忆中童年里的家乡，每逢过春节，便要置办各种年货来庆祝或安慰这一年的光景的。那个时候，无论什么人，对于过年的盼望或许都是很强烈的吧?
　　大人们不明说，孩子们对于新年的盼望则是深切之至了。记得那个时候，家里除了挂着“黄历”以外，墙上也贴了带有日历的或风景或人物的画的。于是，小小的孩童，便拿了笔在上面画道道做标记了。其实，这第一道杠距离过年的时间大概还要有两个月呢!
　　记忆中的家乡，日子过得虽然很穷，但却把过新年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还没到年关，各村便在大队的发动下，精选出男女人数相等的秧歌队员了。记得有一年，我村还选了演“孙悟空”和“猪八戒”的两个演员呢!这自己村里组织的秧歌队，不仅要到各队中比较有名望的人家演出，最终还要等到正月十五到乡里去参加汇演呢。领队的也应是村里比较有头脸的人物，到各户拜年时，待得到主人的赏金后，总应是报倍数的。比如，主人给一元钱，领队的临出门时便喊：“谢赏金两元!”紧跟着便是一阵谢赏的锣鼓声。
　　到了腊月二十三，这是传统的小年的日子。一大早，便有几户过得稍好的人家总是要放上一两挂鞭的。但大多数的人家，都要在那两天里做出“黄米团”的。这是农村里较好的过年的食物了。对于这“黄米团”，各地的叫法不一。有叫“粘豆包”的；也有叫“粘火勺”的。但我知道，无论是黄米团还是粘豆包，做法总是和粘火勺有区别的。前者是蒸，后者是烙。
　　常记得小时候的我们，哪里有什么更好吃的小食品啊。兜里揣上两个粘豆包，伴着刺骨的寒风，能一边游戏一边啃着粘豆包便已经是不错的了。
　　接近腊月二十七、八的时候，虽穷困的山沟里，过年的气氛则早就有了。妇女们买来了彩纸，现学现卖地剪出个大红喜字或者各种象征着吉祥的图案，也真是惬意!男人们则在庭院中劈起了木材瓣子，这是准备烀猪肉用的柴禾。大姑娘们悄悄地绣起了荷包；小伙子们或砍柴或到冰上抠鱼去了。小孩子们则央求着白胡子的老爷爷给他们扎上红灯笼玩……
　　到了这个时候，各家各户早已将过年用的年货准备得较为齐全了。在乡下，无论条件怎样，过年都离不开大豆腐和干豆腐的。一般的情况下，那时的生产队里都有一个豆腐官儿的。这职业虽仍属农民，但身份却又略有些优待。所以，相比之下，那时的豆腐官儿找对象还是较为容易的。越到年关，这豆腐官儿的身价便更上来了，抢手得很!但那时的豆腐官儿多半也不讲什么排场。谁家拿了豆，出点手工费，这余下的事，便专等着豆腐官儿给你送新鲜白嫩的大豆腐吧!其实，孩子们早已忍不住了，那大豆腐伴上大酱，如果不是大人阻拦，不将小肚皮撑成西瓜状是决不罢休的。
　　然而，年前最令人盼望的还是自己家能杀上一口当年或头年喂养的猪。
　　早饭后，灶膛的一口大锅里便填满了水。主妇便在灶下燃起了先前男人们劈好的木柴瓣子；水已沸腾了，专等着这激动整个村庄的杀年猪的场面了。
　　我其实看过很多次杀年猪的场面，但心里不免总有一种疑惑：那就是每到这时，那只被杀的猪，仿佛有一种预感似的，不愿从圈里出来。即便拿食物引诱，也无济于事；最终还得强行地赶出。却早被候在猪圈门口的几个壮汉逮个正着。大家七手八脚，有扯耳朵的；有两个人分别按住前后腿的；还有揪住尾巴的。无论那猪怎样疯狂地吼叫，拼命地抵抗，也别想挣脱。绑住了前后蹄，中间穿了一支硬木杠子；打起称来，这是在杀猪前泡一泡它的重量。
　　几个人将这头猪抬到一张桌案上，在众人的帮助下，主刀的人用一只大手按住了这猪的耳朵，一脚踩住猪的胯部；对准猪脖子处的大动脉，“噗!”地一刀下去，伴随着这猪猛烈地一阵抽搐和声嘶力竭地嚎叫，那血便喷涌而出了。早有一个人拿着盆在桌案下接这猪血了，并用秫秸杆不停地搅动着——防止它凝固。血流没了，猪也便咽气了。
　　要说这猪血，用处可大了。可以灌猪肠，“汆白肉血肠”是东北杀猪菜的首选。还可以直接放在盆里蒸成血糕，味道鲜嫩可口。三五个人，如果有这两道菜，热炕头上一坐，便能喝上两大碗酒。
　　过去杀猪走的是程序，要的是场面。不像现在，一个人一小时之内全搞定了。这里面所花的时间，关键在于退猪毛。壮汉们将猪抬到煮沸的大锅上面的桌案上，在猪的后腿靠近蹄子处割开一个小口，然后，用一支长铁钎(我们当地人管它叫“通条”)小心翼翼但却尽量地通开。然万不能将猪皮捅破的；接下来便是对着这小口往里面吹气儿了。用不了多久，这头猪便膨胀得如鼓起的皮球一般。扎上口，还要几个壮汉用木棒轮番地捶打；这样，猪身的所有部位才能都鼓胀起来。猪毛也才能彻底地被刮干净。我们往往说那些不这样杀猪的人家的话是：“你是杀猪不吹——蔫退啊!”后来，这话便用来形容那些悄悄做事，或不按规定做事的人。现在的青少年已很少能理解这样做的目的了。这是为了能将这猪毛刮干净，就仿佛我们男人在刮胡子时还要将腮帮子鼓起一样。
　　开膛破肚之后，各号人等也该分行其事了。倒肠、洗吹鼓（膀胱）、摘灯笼挂（心、肝、肺）的，这样的工作，必须具备不嫌脏又得干净的人来做。切酸菜、烧水、做饭、烀猪肉的，都忙得很。主人除了自家留出来的头、蹄、下水（五脏六腑）之外，其余的肉还可以当即卖给邻舍和亲友们。没有现钱的，还可以赊账；一般不会迟于春节前便会还的，但价格似乎略高些。
　　乡村的民俗很淳朴，凡一家杀猪，大多都要请全村里各户的户主来吃这杀猪肉的。这是一年中邻里间相互交往的大事，几乎家家如此。妇女和孩子们一般是去不了的；除非是至亲。即便是至亲，若不是极高的长辈或贵客，多半都是要帮忙的。那时的乡村间流行着这样的一套嗑：“帮忙——吃血肠!”妇女们则帮助做饭、做菜，若有几个能闹得着的小叔子或亲家相遇，免不了嬉笑打闹一番，引得大家哈哈大笑的。小孩子们除了在一起做游戏外，便是扯着吹得鼓鼓的吹鼓当气球玩。
　　这样的一顿饭，大概总得三、四桌。每桌两盆酸菜血肠，一盆猪血，一盘肉片，一碗蒜酱。炕上、炕下、灶间，几乎拥满了人。即便这样，也难免总还有站着吃饭的人。炕上的主人在提酒时也会寒暄地说：“招待不周，请多包涵!”大家也都多半会客气地回应：“十事九不周嘛，客气啦!”倘若站着吃饭的是小姨子们（大多如此），则笑着打趣道：“赶明个儿专请我们，今儿不算哦!”
　　那时的杀猪请客，本队的队长是必须要请的。如果主人有一定的身份，村支书也要请到的；甚至还可以请到乡里的干部。那时炕上的酒菜便会更高级一些，是决不同于其它桌上的。这可是庄户里人家脸面和身份的象征。
　　童年的记忆里，那杀猪的场面格外的艺术；那杀猪菜的味道也格外的香。而今，20几年过去了，却很少见到那样激动人心的场面了，也更吃不到那样香的猪肉了；尤其是那淳朴浓厚的乡情，更是久违地难得一见了。居住在城里几年却连楼上楼下姓甚名谁都不晓得的我忽而感到了一阵怅惘和迷茫!
　　真想再回到那样的家乡，真想再大声地对家乡的亲人们喊上一句：“翠花——上酸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