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流行的易卜生主义，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易卜生在剧作《玩偶之家》中创造出的一个名叫娜拉的女性形象。娜拉家境富裕，从小得到父亲的溺爱，结婚后又受到丈夫的宠爱。但是在经历一场家庭变故后，娜拉的个体意识觉醒了，她意识到自己从小到大在家庭中备受宠爱，其实不过是男权社会的一个玩偶而已，因而毅然离家出走。正是在娜拉形象的激励之下，五四时代的青年人纷纷反叛家庭，走向了社会。鲁迅却对此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娜拉出走之后怎么办？”他的结论是，不是堕落，就是回家。鲁迅小说《伤逝》中的子君，最终也确实是回家了。但是，即便营造出一个人格独立、男女平权的社会，娜拉的问题就解决了吗？
　　易卜生享誉文学界的另一部剧作是《人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斯朵克曼医生在小镇正在兴建中的疗养区矿泉里，发现了危险的病毒，但因为改造管道会影响小镇的收益，结果招致了一些市民的反对。偏好直接民主的市长（他的哥哥）在小镇集会上，以简单的多数决，宣布医生为“人民公敌”。从讴歌“精神反叛”，到将“最孤立的人”视为“世界上最有力量的人”，易卜生对世界深感沮丧。剧中的医生，实际上就是出走后的娜拉化身。由于在易卜生的视野中缺乏社会之维，他的英雄最后都孤单落寞，成了一个个“原子化的个人”。
　　思想家顾准晚年也曾承接易卜生的这一问题，他说：“我赞美革命风暴。问题还在于：娜拉走后怎么样？”“新秩序一旦确立……该如何实现革命追求的启蒙的目标？”由于生命的中辍，顾准也没有来得及找到答案。
　　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就指出，现代社会权力的分布，应当在国家、社会、个人三个方面实现均衡。而在哲学家康德看来，现代人需要寻求一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既能有社会性质的共同生活，又能有自由发挥个人力量的尽可能大的天地。一方面，法律应该保护个人不受他人的任意侵犯；另一方面，应该由许多彼此竞争的个人的自由活动来促进社会的发展。
　　在当代世界，公共领域和社会生活的趋于式微，正是许多社会思想家的忧虑之所在。那么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她可以去参与NGO，成为社会公益事业的推手；她也会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讨论，努力建构一个以沟通理性为主导的公民社会，让社会保持充分的活力，因为只有不断致力于国家与社会的构建与完善，才能逐渐趋近于启蒙的目标。到那个时候，人们也许就不会再这样发问：“娜拉出走以后怎么办？”
　　（——摘自 《社会学家茶座》总第36辑卷首语 作者：王 焱）
　　
　　客厅传来熟悉的美声唱腔，优美之极。细分辨，是波切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