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九十新说》中除《补课札记》和一篇与一个立志于中西部古老文化、传统文化挖掘整理的学生的对话外，大都是走穴文章。耐心读完了这些内容多有重复的文章，算是了解他晚年的心路吧。
　　
　　叶落归根，是读完此书后最为强烈的感受。在他心中，根是传统文化。不知道，人是不是都要这样，走到头来都会拥抱传统。按他说的，他自然是有如此归根的理由的。这是他的选择，也是站在他个人的角度对传统文化理解。这种理解是存在选择性理解的嫌疑的，至少是不能完全使我心悦诚服。基于此，也基于自己的认知，觉得他的观点不免有些牵强，心也有些急了。他急于摆脱西方社会学理论对中国的“控制”，为此反复说、反复提醒大家要建立自己的社会理论。遗憾的是，在提醒大家时，用的仍然是他说要脱离的西方社会学理论。那西方的社会学理论是有无可用之处呢？这对他也是矛盾的。
　　
　　在一篇发言中，他说：“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很多东西，非常值得重视。理学堪称中国文化的精华和集大成者，实际上是探索中国人精神、心理和行为的一把不可多得的钥匙。”联系他的其它讲话，他说这番话的主要用意是在暗示宋明理学大可为今之中国所用，可有效预防西方在“天人对立”的价值观指导下通行的对自然和人类潜能的无限开发行为带来的危害。“天人对立”是不是西方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本身就是很值得推敲的观点。他又把“天人合一”的我们的宇宙观（费老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的宇宙观）与“天人对立”相对着论述，就显得“天人合一”对于当今世界、对于世界今后的发展是非常有意义的了。然而，“天人合一”更多的是学者们的观点和理念，若要说是宇宙观的话也是极少数人的宇宙观。“天人合一”，好像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人的价值观，更少有为此的较大规模的具体的生活实践。
　　我理解，古代思想者最初讲的“天人合一”中的“天”类似宗教意义上的神，借此给自己的理论和人文追求找一个自然合理、不需要过多论证的合法性基点。其后，不同时期的人们对“天人合一”进行了多种解读和赋义，时至今日。这些解读和赋义中，又主要集中在“天”、“合”上。
　　对一个概念进行新的赋义是很常见的，有了新定义的原有概念也就因此有了不同的内涵，也就是说它已不全是之前的概念了，换言之，它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了。此“天人合一”即然已不是彼“天人合一”了，那“天人合一”观是我们文化中一贯有之的说法又怎能说得通呢？
　　
　　宗教新近的发展倒是体现了从“人为万物之主宰”到“人与万物平等”观念上的变化。这种变化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基督教。这种变化是不是就足以证明西方文化之前是较为崇尚“天人对立”的呢，除“天人对立”观外就无其他价值观存在呢？
　　
　　如果说西方的理论是在他们独自的社会、文化中生成的，鉴于社会传统、文化背景的不相同而不适宜我们的话，那我们古人的思想、古时的理论生成的环境也有异于当今，按上述逻辑推导，那些思想、理论同样因时过境迁不适于今日我们生活着的世界。这样的推理是脆弱的。论证前题否定了人、不同文化中所存在的共性，结论里则视人的共性和文化所具有的延续性于不见。
　　对传统的文化、理论情有独钟是不是在坚持双重标准，在创建特色学科理论的名义下排斥着理性呢？如果说借鉴的话，最应该持有的态度是对西方理论、自己的文化一视同仁地去甄别、选择、发展。不认为厚此薄彼是学者应持的态度。
　　
　　不否认我们文化的包容性、融合力。承认这种包容性和融合力的存在首先是对我们文化发展进程客观状态的认识，不是依此为据否定、无视、轻视其他文化在这方面的能力。
　　
　　他还说到了悟。他说今人已经体会不到古人悟道时神奇的心理感受了。因此，他倡议今人要努力，找回那种感觉来。对此，除了感到玄外，别无他言。他说过，他是一个实证派的社会学学者。
　　
　　我承认，确实无法跟上他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