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西方知识分子之优点为评判基准，来观照和查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不足，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对比行为，强行进行僵硬的对比，也比照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价值。——
　　
　　 郑永年先生于3月20日在《联合早报》发表专栏文章《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主要内容为“讨论传统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权力之间的关系”，但通读全文，我们可轻易发现，这哪里算得上是讨论，根本就是无情的批判、全面的挞伐和冷漠的嘲讽，而丝毫不见学者在进行评论批判时，对其批判对象所应有的起码之敬重与同情之理解。
　　
　　 当然，如果我们清楚了其预设立场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知晓郑先生何以如此针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尤其是儒家知识分子的原因所在。其一，郑先生作此文的初衷，即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从西方知识分子的追求，和他们所发展起来的知识体系，学到一些什么经验？”其二，郑先生对儒家的态度体现为“但后来，儒家看到皇帝也接受了佛教，因此努力改造佛教，成为和儒家不相矛盾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
　　
　　 这样的前提预设当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以西方知识分子之优点为评判基准，来观照和查找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之不足，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合理的对比行为，强行进行僵硬的对比，也比照不出任何有意义的价值，犹如以西方油画之色彩艳丽，来批判中国泼墨画之色调黯淡；再者，对儒家知识分子持如此深之成见的郑先生，我们又何敢奢望其能够理解儒家知识分子之真正意义追求，又何敢奢望能其能够明白何为“儒生气魄”？是以，郑先生之批判精神和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期许之心，固然值得我们尊敬和同情，但其批判之不符实际和不负责任及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却应该值得我们去认真对待和严肃回应。
　　
　　 首先，对“儒家是自私的”的辩驳。郑先生认为，于自己群体方面，儒家是通过对其他社会群体参与政治的排斥，来保证自己群体在政治参与上的优势；于社会方面，“儒家是一个垄断知识的群体”，“对社会实行的是愚民政策，垄断知识仅仅是为了自我利益，即向王权服务”。
　　
　　儒家并非没有知识创新
　　
　　 从学而优则仕的角度上来说，儒家垄断知识确是事实，但这种垄断就像其他三个阶层也有各自的知识垄断一样，如商人对经商知识的垄断。要知道，儒家早在孟子时期，便已明确指出社会分工的重要性了，只不过当时只是“劳心”与“劳力”之分，还未详细到“士农工商”四阶层的具体分工。既有社会分工之存在，则儒家知识分子之从事于政治，与商人之从事于经商一样，都在各自从事领域内具有先天性的优势所在，则其各自的知识垄断，都是为了不断推进知识的创新，以更好地推进政治制度、经商理念抑或工农业技巧。这样的知识垄断确实是为了自我利益，是在为王权服务，可哪里存在偏失之处？又怎称得上是“愚民”？莫非推陈出新也是“自私”的表现？
　　
　　 其次，对“儒家创新能力成问题”的辩驳。郑先生认为，儒家创新能力成为问题的原因，并不在于儒家永远满足于现存秩序，而在于当现存秩序不符合儒家所认同理念时，“儒家会说，社会现实错了。应当修改的是社会现实，而非儒家掌握的知识”，从而在知识上不注重创新，使“儒家往往成为改革的保守力量”。
　　
　　若从“道”的层面来考察的话，儒家之“道”确实是一以贯之，确实认为当现实社会不符于“道”时，“应当修改的是社会现实”。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儒家所掌握的知识不需要创新。相反的，从儒家思想发展的历程来看，正是通过知识系统的不断更新和与时俱进，来保证“道”的实际效用，不然儒家思想只要孔孟之学即可，何须两汉经学、宋明理学和乾嘉朴学之嬗变呢？另外，也正是儒家思想的持续发展，推动了儒家知识分子能够以开放的心胸，去吸纳和消化其他学派的有益思想，如程朱对佛学的批判改造，又如康、梁对于西学的“变其质，神其用”。实际上，从历史上看，在中国历次重大变法中，又有哪一次不是儒家知识分子敢为人先，倡导变法呢？那么，谓儒家为改革之保守力量，又如何能够成立呢？
　　 再次，对“儒家完全依附王权”的辩驳。郑先生认为，儒家成为意识形态之后，便沦为为王权服务的工具，愚忠现象普遍，即便有真正的忠诚分子，“他们对解释世界到底是怎样的并不感兴趣，他们所感兴趣的是世界应当是怎样的”。
　　
　　 这是典型的“强中以就西”的思维。儒家知识分子“所感兴趣于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正是儒家自身的特性所在，若儒家定要依西式思维之“对解释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感兴趣，才能称之为具有独立精神的话，则何来文化之多元化？更进一步的说，儒家之“感兴趣世界应当是怎样的”，是在于主动不断地摸寻和塑造与时代相切合的道德伦理，进而通过最大共识的道德伦理，去限制和约束皇权，这也是传统政治体制下对抗皇权的最有效方式。再说，儒家知识分子是以积极入世参与改造社会为主要目的，王权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机制，当然是儒家践行理想的最佳平台，岂有弃之不用之理？作为传统中国最为关注人伦日用的思想学派，难道儒家借助王权组织为天下苍生服务，也是一种堕落沉沦至依附于王权的表现？
　　
　　 儒家知识分子当然有其不足之处，儒家文化也有要为近代以来的国家落后担当部分责任。至于其不足在哪里？所担当之责任又在哪里？则需要我们后人去认真的厘清和总结。但绝不是郑先生的“强中以就西”。朱熹有诗云：“古镜重磨要古方，眼明偏与日争光”。朱熹所言虽是为学之方，但也可以作为探究儒家知识分子的指导性原则，也就是要把儒家知识分子，放置于传统中国的具体历史语境内，进行多视域多层次的探究，这样的研究才是负责可靠的研究，其所得方能亲切入真、中肯到位。
　　
　　——（2012-03-28）早报导读 观点碰撞
　　作者：李山河 福建工程学院法学系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