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林友想念迅哥。这也让自己想起了些话来。
　　鲁迅的文章正巧说的是我们时，在它触及了我们内心敏感、隐密的东西时，我们未必不会改变对他的态度。
　　1923年12月，鲁迅发表了题为《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1925年，鲁迅又发表了小说《伤逝》。《伤逝》不仅仅写了一个爱情故事，它也是其之前《娜拉走后怎样？》演讲的小说版本。从这个角度说，《伤逝》就不是讲爱情故事的。从这个角度讲，它是说体制、制度环境对个人生存、发展和理想实现的制约。在鲁迅看来，这种制约的力量是强大的，乃至是绝对的。很明显，鲁迅是在强调客观原因。在这里，个人因素不重要吗？绝对不是的。所以鲁迅讲的是娜拉走后可能发生的事，说的是男女主人公结合后的故事。显然，个体的自觉是在先的了。没出走的娜拉，不是自主结合的双方不在他的话题之下。
　　无独有偶，在鲁迅之后，米尔斯在其扛鼎之作《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为前者的观点作了背书。米尔斯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当一个社会发生严重经济危机的时，个人无论怎样提高自己的技能，社会无论怎样为人们提供培训的机会，都不足以扭转严重失业的状况。可见，米尔斯也是在强调客观。
　　
　　以下与“迅哥”无关。
　　学生们火烧赵家楼后，梁漱溟于“1919年5月18日在《国民公报》发表《论学生事件》一文，其中写道：‘我的意思很平常，我愿意学生事件付法庭办理，愿意检厅去提起公诉，审厅去审理判罪，学生去遵判服罪。检厅如果因人多检查的不清楚，不好办理，我们尽可一一自首，就是情愿牺牲，因为如不如此，我们所失的更大。在道理上讲，打伤人是现行犯，是无可讳的。纵然曹、章罪大恶极，在罪名未成立时，他仍有他的自由。我们纵然是爱国急公的行为，也不能侵犯他，加暴行于他。纵是国民公众的举动，也不能横行，不管不顾。绝不能说我们所作的都对，就犯法也可以使得。’”（转引自《蔡元培否定梁漱溟》2009年4月30日《南方周末》）
　　众所周知，梁先生有过与当时极为强势的人物争论并因之被整治的经历。看来，他敢同强力人物过招，也能与大人众对抗。从中可以看出他内心所持原则的品性：不因对象而易。
　　
　　愚？迂？哗众取宠？
　　愿，各有所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