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前的今天，我们插队地方的生产队长给我们知青使了一招，到青年点来宣布我们插队后的劳动成果：“工分”。
　　
　　 可以想见到当时的情形吧？工分有多有少，排名有前有后，尽管我们知青听过宣布后谁也没吱声。
　　
　　 我们那个点的知青性格大多都不张扬，可以说除过点长之外，大家遇事都不吱声，心里闷着。
　　
　　 还说我们队长吧。我们队长姓周，是个“低头汉子紫皮蒜”。冬天时候，周队长总穿着一件部队上发得那种军绿色棉袄，戴一顶军绿色麻绒帽子，两帽子耳朵每随着他走路的节奏，呼扇呼扇的。周队长整天背着手，夹着个大板锨在生产队旮旯拐角的地里转，哪里坡高草长避风无水马勤人疏懒，什么都瞒不过他法眼。
　　 这个人可会调教人了， 把人唬得一愣一愣的。
　　 我们下地劳动一个月后他跑到我们点宣布每个人的工分，宣布工分以后，我们点知青知道了“工分”是什么，又不是什么。反正稀里糊涂的，从那以后大家就开始暗暗较上劲有挣工分的概念了。谁都不肯掉队，当上学时候的考试成绩呢！
　　
　　 周队长可不省心了！ 基本天天早晨到我们知青点叫我们起床。
　　 他一叫，比周扒皮还灵。
　　
　　 知道为什么吗？他叫起，不是天天盯住一个人的名字叫，而是过几天就换一个人的名字叫。被换得这个人基本只叫一天，二天就又换回常常叫得那个人。谁哪天额外被叫名字，感觉特别荣耀，像被钦点中榜了一样，一骨碌就爬起来穿衣服走人。队长如果哪天不叫我们，我们会集体地迟到。迟到时候，列一长队走在乡间的小路上，灰头灰脸得亮相，根本不用队长骂，就已经很没面子了，像偷东西被捉住一样。如果我们天天迟到，就天天像被捉住，被捉住就羞愧。如果我们按时出工那天是被队长叫起才没迟到，那我们就心存愧疚。那时候没想明白过我们怎么一直是怀着愧疚在乡下度过的两年零一个月呢！
　　
　　 俺们那时候都十五、六岁，毕竟单纯，把荣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加上要受“再教育”这个观念在骨子里，拿自己当改造对象呢！
　　
　　 俺后来常常想，周队长这个人是深谙心理学的，他生在故乡僻壤真是投错胎了。按说他也没有什么“人格魅力”，只是因为掌握一个小小王国的最大权力，生产队里的男女老少就都畏惧他。但我们知青应该算是敬畏他。出学校门后，他是我们第一任领导呢，想忘记都不能！当家理政，他确实有过人之处。听说多年后，他做了大队的大队书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