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元代儒家的独尊地位和它的思想统治力量比较前代都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造成思想界相对松动和活跃的局面。
　　
　　从表面上看，正统儒学仍在发展，程朱理学在南北地区不断扩展其影响力，甚至在仁宗恢复科举时规定以朱熹、程颐等人的传注为经学考试的依据，使程朱理学首次成为官学。 但蒙古民族原有的粗犷豪放的性格、重视实利的习惯并不是很快能够在这种抑制性的思想学说中得到改造，因此他们推行这种思想学说的态度也并不十分积极。而且，元代仕出多途，科举在选拔官员方面的作用远不如宋代重要。儒士即使是进士出身也是官职卑微，因此这种“官学”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颇为有限。这与明清时尊奉程朱理学的后果是有区别的。同时，官方虽然利用儒学，但对其他宗教思想也取宽容态度。从整个元代的情况来看，统治者崇信佛、道更有甚于儒教。所以汪元量《自笑》诗云 “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即道出当时儒士的 窘境。
　　
　　另一方面，儒学也受到来自其内部的抨击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重“功利”的社会形态的影响而分化出不同于传统儒学的思想倾向。如谢枋得《程汉翁诗序》云“以学术误天下者，皆科举程文之士，儒亦无辞以自解矣。”乃痛感那帮道学先生高谈性命无益于国是。又如许衡提出儒者当以“治生”为“先务”见《许鲁斋先生年谱》 即主张经营产业与传统儒学“重本轻财”的思想已有不同。浙东儒学的代表者王祎综合宋儒各家学说认为“江西有易简之学，永嘉有经济之学，永康有事功之学”都可列为“圣贤之学”《知学斋记》同样表明了正统儒学内在的变革因素。
　　
　　更值得重视的是儒学内部叛裂出来的“异端”思想家。元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宣称自己独立于儒教之外，且著文严斥君权，对封建政治的专制本质作了大胆思考，很有进步意义。另一位“异端”思想家是元末的杨维桢，他的思想和处世方式与东南沿海地区的“功利”特征有更密切、直接的关系，被“礼法士”斥为“裂仁义，反名实，浊乱先圣之道”（王彝《文妖》）。
　　
　　元代社会一个重要的、与文学发展关系最为密切的现象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和对科举的轻忽，使得大批文化人失去了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上的前途，从而也就摆脱了对政权的依附。他们作为社会的普通成员而存在，通过向社会出卖自己的智力创造，谋取生活资料，因而既加强了个人的独立意识，也加强了同一般民众尤其是市民阶层的联系。他们的人生观念、审美情趣由此发生了与以往所谓“士人”明显不同的变化。而即使是曾经步入仕途的文人其中不少人也存在与统治集团离异的心理，并受到整个社会环境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情趣同样发生了类似的变化。这对于元代文学的 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
　　
　　
　　 元代的历史并不长，但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元代文学却呈现出异常活跃而繁荣的面貌，它对于认识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向有重要意义。由于社会内部经济、文化诸条件的变动，促使文学同大众传播媒介结合，戏曲、小说成为新兴的文学样式走在中国文学发展进程的前沿。戏曲与小说无论在题材、内容或美学形式方面都直接受到它们的读者或观众——主要是市民——的制约，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众生相及其美学情趣，为中国文学增添了新的东西，体现了中国文学的原创活力。而传统的文学样式——诗、词、 文仍与知识阶层的生活与心理有密切关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来自通俗文学的冲击和影响，呈现某些新的特点。元代文学的这些特征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持续的影响。
　　
　　在元代文学中，首先异军突起的是杂剧，它标志了中国戏剧的成熟。前人又把元杂剧与元散曲合称为“元曲”，与唐诗、宋词并举各作为一代文学中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像其他民族的文学一样，中国在其文明的早期已存在构成戏剧的诸要素——歌舞、表演 及叙事形式等。然而中国戏剧在经历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之后迟至元代乃获得成熟与繁盛，则是特殊历史条件刺激所致。城市经济生活的繁荣、市民的娱乐要求的增长固然是根本性的因素，外来各民族带来的文化“异质”的渗入也有助于冲破中国固有文学观念的局限，增进对市井文艺样式的重视，杰出作家的富有创造性的参与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当蒙古王朝统治北方以后，许多文人士大夫失去了固有的地位，生活方式出现多样化，不少“名公才人”加入了市井伎艺的团体。如“玉京书会”就是元前期活跃 于大都的一个写作剧本和唱本的团体，关汉卿是其中的成员。王实甫、马致远也都可以说是专业的剧作家。正是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杰出作家在宋金以来的杂剧、院本和诸宫调的基础上发展出元杂剧这一成熟的戏剧形式。
　　
　　——章培恒、骆玉明 《中国文学史》（下），1996，P7-10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3年04月07日13:01     [补记]
    后人可能从这个时期的状况中获得了教训，便竭力将包括“士人”在内的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纳入体系之中，来求得一统体系的稳固。
　　
　　减少、固化阶层，扼制新社会阶层的形成、发展，控制流动方向和渠道，不能不说是维护既得的简单而有效的治理技术。
　　
　　在社会结构已然发生了变化时，这种技术便成了制造冲突的根源。此时，上述技术也只有在暴力和恐怖手段的支持下方可暂时地有效。明时的消灭不入仕的典型人物的做法，也关未从根本上阻断反道统、倡人性思想的发展。
　　
　　


2013年04月07日21:25     [补记]
    一般说来，我们讲“问题”的时候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作代词用，为的是简便，指关于什么或那方面的事情。另一个是社会学的范畴，指某个事物（现象、做法、困难、甚至观点等）已经或即将造成的重要或紧迫压力，即如果不去解决或缓解这个压力，这个事物本身的、以及与此相关的某些现行秩序就将被打乱并造成良好预期所不愿意看到的损失。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方面都有很多工作和困难，所以可以在代词的意义上把这些工作和困难简便地统称为问题。但是，农业和农村是农民这个主体的对象，包括作为生产条件、生存环境之类等等，它们是否成为社会学范畴的“问题”或其构成因素，全在于主体的行为如何，也就是如何对待这些对象。因此，农业和农村本身不是社会学范畴的“问题”，成为这种“问题”的只能是农民。
　　
　　 指出上述误解极其重要，否则胡子眉毛一把抓，不仅不利于解决主要矛盾，甚至可能由于对主体认识的模糊和偏向而使“重中之重”成为虚设。
　　
　　 那么，农民是如何成为社会学范畴的“问题”的呢？简括地说，是因为要干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以也是中国特有的一个“问题”。
　　
　　——孙津《农民和土地怎么就成了问题？》《社会学家茶座》2012年第四辑 （总第45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