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听了萧功秦的《中国文化随感录》，觉得很好，获得了不少的启发。他用新制度理论来观察、解释中国历史的演进，很有意思。《中国文化随感录》，是他给本科生、研究生授课后的笔记，自己听的是由“静雅思听”网站发布的版本。
　　
　　 今天看了他接受《同舟共进》杂志的采访的文字稿（凤凰网加的标题为《新加坡经验对X.L新政的启示 》），感觉与前大不一样。
　　
　　 在这篇访谈中，他的思想中表现出了某种制度体系于我们“不相适宜论”的倾向。无独有偶，昨天碰巧读了李泽厚与干春松的对话，李先生也持这种观点，认为一个人一张票是会带来动乱的。其实持这观点的人一直都有，人数不少，且不分阶层。
　　
　　从文中看，萧先生是不大赞同主观地设计出一种适合于我们的制度模式来面对我们的未来这种方式的。然而，他在论说自己观点和对未来的希望时，用的正是这样的方法：设计理想社会（虽然这种理想社会是一个更大的理想社会的过渡）。 他在方法论上自相矛盾了：用自己已然否定了的方法、路径来阐释自己的观点。
　　
　　 萧先生的观点中也有与江平的一些想法相合的地方。江平多年前曾说过，在笼子里，他尽自己的努力向处撞，争取让这笼子里的空间越来越大。自己的感觉是，当下的情形与江平先生说那话做那样的事的时候的境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现实不再会给当下的人们那样多的时间来做前人可以做的那类事了。
　　
　　 谈话中，萧先生还提到了协商民主。应该说，他对这个机制的理解还不是很得要领，他认为协商民主是种新的方式。对此，蔡定剑的表述最符合事实和协商民主的实质：协商民主是对既有民主形式的发展与完善，它同样需要有可合法使用的对抗手段加以保证，不然它就成了我们常见的各类涨价听证会了。
　　
　　 至于制度转型是不是必然要导致社会动荡，使得个体生命和个人财产变得如尘土一样不被重视，答案肯定不是肯定的。伊拉克、阿富汗、埃及，甚至还可以拉上叙利亚，这些国家的情形告诉人们，转型的代价是巨大的，而且巨大的代价付出后一个国家也不见得就能步入人们通常期望的那种制度体系。同时，西班牙、韩国也提供了平和、无动荡转型的例证。这里要说的一点是，前者其实并不是要在制度上加以改进，他们打着建立民主制度体系的口号争取权力，是为改朝换代而努力。后者呢，是以放弃威权体制、军事独裁体制为前提的，强势的一方放弃了追求所谓核心力量一元化这个目标。
　　
　　人们说一种制度体系不适合某种文化，并不是对这种有着悠久渊源的文化没有信心，因为文化是动态的，同时也是有适应性的，人们说的这种特定的文化也有这种性质。再者，把持权力的现象在其它文化形态中也有，亚洲有，非洲有，欧洲也有。这种观点反映出的其实是人们对强权没有信心（宣传者与此有关的论说不在此列），觉得拥有者不会断然放弃，没有的会想尽办法攫取。对强权者无信心，加之对苍生的悲悯，促使一部分人把希望寄托在了开明的威权人士身上。每当时局变换之时，呼唤之声便会大起来。
　　
　　在西班牙，在韩国，人们可以看到一些伟大的人，如胡安•卡洛斯、金大中，但找不到圣人。　
　　　
　　 文化对制度的制约性表现在何处？觉得，这种制约不表现在对制度的甄别上，就是说，任何文化都追求文明、以人为本的制度体系。文化对制度的制约恰恰是表现在了文明、能更好保障人生活的制度体系在不同文化中的表现形态上。书写与讲话所用的语言、开会、讨论的场所与方式、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做这些事等等等等都构成了这种差异。不论何种文化，只要进入这个制度体系，他们讨论、争取、维护、努力实现的东西是一致的：我们想要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