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假期读完了《故国人民有所思》（陈徒手 三联书店 2013年12月版），书的副标题为“1949年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侧影”。
　　
　　读完此书没有太大的“震荡”。书架有《冯友兰学记》（ 三联书店 1995年11月版），是众人评价他著作、研究和思想的文集。
　　《九谒先哲书》（夏中义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00年9月版）凭吊了清华的九位学者，其中的冯友兰和王瑶是与《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所述的11位老人相重叠的。这本早年购于南京书摊的书是自己最为珍视的非教科书类藏书之一。
　　
　　这两本书空闲时得再读读。
　　
　　想起前两年在日记中记载了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关于对法家评述的一段话，引来一位林友不屑的回复，大意是对他“猥琐”的人格很不齿。记得自己也没太客气，说他误解了那段话。至于他的人格是否有扭曲的一面，自己现在是这样看的：人怎能轻易地只去谴责一个在有人手持大刀扰砍一气的场面下落荒而逃的人呢？！
　　
　　《故国人民有所思》中有些自己觉得蛮有意思，也值得玩味的片断，录其一二，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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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1960年初开始，北京城内副食、粮食供应出现极大的困难，因营养不良造成的浮肿、消瘦、头晕等毛病在各行业中普遍出现，到了1961年春季达到了最恶劣的程度。北京市委紧急出台几个应急方案，其中开出甲、乙级供应的两个名单，一个是大范围的三万二千人，包括工程、卫生、科研、出版、高校等领域高级技术人员，再加上十三级以上的干部七千一百人；另一个是小范围的一万人左右，是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确保的高级干部、高级技术人员。
　　 冯友兰当时为高教一级教授，每月收入445元（工资345元，研究费100元），爱人在家属委员会协助工作。根据政策，他可以享受甲级供应（每月4斤肉、2斤糖、三斤鸡蛋、两条烟），及牛奶一磅，这在当时算是顶尖的生活待遇。
　　 据中央教育部人事司调查人员了解，冯友兰的生活水平过去是每天早上有牛奶、鸡蛋、点心，中午晚上都有荤菜。”但是现在生活条件有不小的改变，迫使他放弃了保持多年的半西式饮食方式。他利用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每月固定到政协礼堂餐厅吃饭8次，时而还去高级饭店改善生活，爱人有时还到自由市场买些鸡蛋等东西来补充。（见1961年9月27日教育部人事司《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学生26名教授、副教授的生活和健康状况的典型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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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的体重还是略有下降，1953年体重72公斤，1959年为69.5公斤。1961年他的儿媳从沈阳把刚生的小孙子带来了，把他特供的奶喝了。其特殊营养供应，也往往与子女、外孙等分享。他还反映无粮食打浆糊，实际上很可能是粮食不够吃，系里准备给他再增加一斤。1961年9月冯友兰亲自找学校，两次要求将孙儿在京报上户口，以解决婴儿供应问题，但迟迟未能批复下来。
　　——《冯友兰：1949年后哲学斗争的个人挣扎史》
　　
　　二
　　
　　 系总支有意让老教授和青年师生分别编写讲义，树立对立面，意在“比垮”和“搞 臭”旧式教授。半导体化学教研室一位团员大声地对资深教授唐有祺宣布：“你的资产阶级观点如果不改造，你的知识就等于一堆垃圾。”在编写《红色化学热力学》时，参与的同学提出：“苦战一夜，写出大纲。”傅鹰大为惊异，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一夜搞出来不容易。”结果学生们第二天就嚷嚷说大纲胜利写出了，当即就批判傅鹰高傲轻视的态度，说是两条道路斗争的体现。事实上这个所谓一夜搞出的大纲是一个助教一个月前就写出的，当晚只是作了一些修改补充。（见1961年《北大党委关于化学系严重 违反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报告》）
　　——《傅鹰：中右标兵的悲情》
　　
　　三
　　
　　中央文教领导小组副组长康生1958年7月1日、3日晚两次参观北京高校跃进展览会，几次针对农业大学发表意见。他说，农业大学学生应该做到亩产小麦3000斤，达不到就不能毕业。教授级别也应该这样评，亩产5000斤的一级，4000斤的二级，1000的五级。他告别点出了蔡旭的名字：“现在农民对农业学校将了一军，农民亩产5000斤，农大赶不上。蔡旭不变，教授就不好当了。有人将军，有对立面就好。”（见1958年7月4 日北京市高校党委《高校动态简报》第3期）
　　——《蔡旭：大跃进“小麦王”的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