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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不服从
（亨利·大卫·梭罗）
我完全赞成这一句格言——“最好的政府掌管最少”；我希望看到，它更其迅速系统地得以实行。我也相信，一旦实行，其最终结果便是如此——“最好的政府一无所掌”；当人们为此准备停当，这将是他们所能得到的政府。政府充其量不过是权宜之计；往往大部分政府——有时所有的政府，却总是并不得计。反对常备军的意见既多且强，也理当广为散播，到头来它们或会导致反对常设政府。常备军不过是常设政府的武器。而政府本身，仅只是人民选择来执行自己意志的方式；在人民能够由此来行动之前，它同样易于遭到妄用。试看目前的墨西哥战争，便恰是少数个人以常设政府营私的结果；因为从战争开始，人民使绝不会同意这样的做法。
如今的美国政府——它是否仅仅算上一种传统，尽管历史未久，竭力完整传承以至后世，然而每次传承都不免丧失些完整？它还不及一个人更其活泼有力；因为单凭一个人，便可以将它运于股掌。对人民它不过是支木枪。然而它却并不因而不甚重要；因人们必得有诸如此类的复杂机械，听它的噪音，好满足他们对政府所具有的观念。因之政府便表明，为了人们的利益，对他们的诱骗可以何其成功，甚至可以使之自欺欺人。我们所有人都得承认，这真够了得呢。然而这政府从未主动促进过任何事业，而只满足于制造麻烦。它未曾维护国家的自由。它未曾平息西部的问题。它未曾进行教育工作。从前取得的所有成就，皆赖于美国人民的性格；如若政府不曾时时作梗，取得的成就还会更大。因政府乃是种权宜之计，人们可以由此欣然做到不相往来；而且，如我们所说，当其最便利时，它的臣民便最能由此做到不相往来。商务和贸易，假若非由橡胶制成，便绝无可能跳过议员们在其路上不断设置的障碍；而这般人，倘若完全以其行为的效果来判断，而不同时考虑到其行为的意图，他们自该给当成堵塞铁路的捣蛋鬼，并因而受到惩罚。
然而实际上，作为一个公民讲来，我还不像那些自称不要政府的人，我不要求立即取消政府，而要求立即有个更好的政府。让人人都说清，哪一种政府才能得到他的尊敬，这将会为获得这样的政府而迈出了一步。
说到底，当权力归人民掌管之时，将会容许多数派统治，而且这统治会持续很久。究其实际原因，并非因为他们最可能站在正当一方，也非因为这对少数派而言俨然最为公平，而因为他们在物质方面最为强大。但一个政府，若其一切情形都由多数派统治，它便不可能植根于正义之上，甚至在人们对此理解的意义方面也不可能。一个政府，其实际决断正确与错误的不是多数派而是良心，这难道不可能做到？——一个政府，其多数派的决断仅限于那些适用合宜准则的问题，这难道不可能做到？公民们必得暂时——或最低限度把自己的良心交托给议员？那样，每个人何以又有良心？我想，我们首先须得做人，其次才是做臣民。培养对正当的尊重尚不可取，对法律的尊重又何足论？我有权承担的惟一义务，乃是不论何时，都做我认为正当的事情。人们说得好，合作云者固然没有良心，然而有良心的人的合作却不失为有良心的合作。法律无法带给人一点点正义；凭借他们对法律的尊重，乐善好施也会逐日变成非正义的动因。对法律不适当的尊重，会自然导致一个普遍的结果，便是我们看见的会是一整队的土兵，校官，尉官，下士，二等兵，填弹手，雄赳赳气昂昂，翻山越岭，杀赴战场，而有悖于他们的意愿——不，有悖于他们的常识与良心，害他们长途跋涉，心神不宁。没说的，他们遇见的事情糟糕透顶；他们忍气吞声，默然处之。那，他们算上什么？算得上是人？还是会动的小堡垒小弹库，为一般不讲廉耻的掌权者做了奴才？请去一趟海军造船厂，看一次海军陆战队，这般代表了美国政府的人，正动用其黑魔法，竭尽全力把人变成了丧失人性的幻影，行尸走肉的人形；像人们讲的，变成了行将就木的活尸——有诗为证：
鼓声不闻，丧礼不开，
曳尸而进，适彼危台；
枪弹离膛，诀别无人，
英雄豪杰，土里葬埋。
这一些为国效力的人，简直就算不得人，而是带了躯壳的机器。是他们组成了常备军，组成了民兵，看守，警察，保安，以及诸如此类。他们多半没法自由运用自己的判断与道德感；就是造个木头人，没准儿还能为了合用哩。如此的命令，把人视同无物，视同粪土；他们的价值，不过抵得上一匹马，一条狗。而这便是他们公认的好公民！旁人——议员啦，政客啦，律师啦，部长啦，官吏啦，他们为国效力用的是脑子；而若是在道德上分一分，他们效力的对象是神还是魔——诚然并非有意为之——他们都罕能做到。极少数的人，诸如那些英雄，爱国者，殉道者，伟大的改革家，以及真正的人，他们之效忠国家凭的是良心，且在极多的场合坚持依良心行事；大家却往往拿他们当敌人。人若聪明，会惟愿人家拿他当人待，受不了当他是个酒囊饭袋，木雕泥偶；他起码该将它位视同草芥：
心高而志洁兮，
莫可居人之下；
览世君王之若兹兮，
未可趋奉而偏安。
他的邻人会觉得他自私自利，毫无所长；而那些部分地献身的人，他们却当他有恩有德，乐善好施。
一个人何以竟如此对待目前的美国政府？我的回答是：与它发生关系不能不令他感到耻辱。我暂时还无法承认，这政治组织既是我的政府，又是个奴隶的政府。
每个人都承认革命的权利；这便是说，当政府沦于暴政，或它效力极低、无法忍受，有权拒绝向其效忠，且有权对其反抗。然而，几乎所有人都会讲，而今的情形并非如此。他们认为，1775年革命时的情形才是如此。若有谁告诉我，这政府太坏啦，它竟对入口的一些外国商品课税，我则很可能不为此劳神，因为无此我也能够做事。所有的机器都免不了摩擦；没准儿这摩擦还能够平衡弊处哩。无论如何，对此搅起场争论是简直要不得的大错。可是当摩擦占据了机器，组织起来进行压迫和掠夺，要我说，我们就别再抱着这机器好啦。换句话说，若一个国家被广泛认为是自由的庇护所，其人口倒有六分之一是奴隶，若整个国家遭到外国军队不公正的蹂躏和征服，并置于军法控制之下，我认为，诚信的人就该立即起而反抗、革命。而事实又使得这一义务更其迫切，便是这个如此横遭蹂躏的国家并非我们的国家，而我们的军队却正是侵略军。
培利在诸多道德问题方面都堪称公认的权威，在他论及“服从公民政府的义务”的篇章当中，证明一切公民职责均属权宜之举；接下来他讲，“只要整个社会的利益如此要求，亦即只要既定政府无法反抗，无法显然可行地予以变革，则神的意愿便是服从既定的政府，而此一原则便不再采行，每一具体反抗情形当中的正义，一方面转化为对于危险及苦情之量的计算，另一方面则变成为纠正错误的可能与成本。”他讲，对此，每个人都应该委诸自己的判断。然而显然的是，培利根本没有想过这样的情形，即某一个或者一批人，必得受到正义的对待，而不论代价如何。若我把个要淹死的人手里的木板夺走，这事情够不正义啦，纵令我自己淹死，这木板也得还给他。按培利的说法，这样的行为未免太不合适。然而在这一情形里，他未曾救了自己的命，反是丢了性命。则这样的人，纵令以其为人的性命为代价，也不能够支持保留奴隶，支持向墨西哥开战。
在实践方面，各州都支持培利；然而又有谁想过，在目前的危机当中，马萨诸塞州到底有什么权利？
国之妓，着银衣，
长裙飘飘举，
灵魂曳污泥。
质言之，反对马萨诸塞改革的并非南方的千百名政客，而是此地的千百名商人和农场主，他们关心商业和农业，甚于他们属于人类的事实，不管付出怎样的代价，他们都不欲公正对待奴隶，公正对待墨西哥。我与之争论的并非远方的敌人，而是近在家园的敌人——他们与远方的敌人合作，对他们言听计从；没有家贼，远方的敌人便不会为害。我们惯于说，百姓尚未准备好；可情况的改善颇为缓慢，因少数人其实并不比多数人更其聪颖，更其高明。让许多人同你一样的善良，并不及树立一种绝对的善来得重要；因绝对的善才会逐渐改变整体。成千上万的人在观点上反对奴隶制也反对战争，实际上却未做丝毫努力来使之结束；他们自诩为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的子孙，却是作壁上观，无所事事，宣称自己实在手足无措；他们甚至将自由贸易置于自由问题之上，晚饭后平静地读着市价表和墨西哥的最新报道，这些消息兴许同样令他们昏昏欲睡。诚信的人，爱国的人，他们今天的市价如何？他们送巡，他们抱憾，他们间或还要祈求；然而他们却未曾认真做出任何的努力。他们会满怀善意，等待旁人纠治那些罪恶，好叫他们不再抱憾。充其量，他们会给正当投上廉价的一票，给上点虚弱的赞同与祝福。九百九十九个人资助德性，有德性的人可只有一个。然而，跟真正有某件东西的人交往，总归比同那些暂时把守这东西的人交往来得容易。
所有的投票不过是游戏，就像跳棋或者十五子棋，只是加了点道德色彩，可以玩得正确或错误，夹杂了道德问题；然而其间也自然伴有赌博的意味。选民的品质自不用来赌博。我或许按我认为对的一方投了票；然而我并不极其关心，正确的一方是否会赢。我宁愿将其委诸多数。因之，投票的职责，便从来超不出便利的义务。即便为正确的一方而投票，也未曾为它做了什么。它只是温和地向人们表明你的愿望，表明你认为它才该赢。聪明人才不会听凭正确的一方去找机会，也不会指望靠多数的力量便能使之得胜。大众的行为只有有限的德性。当多数最终投票支持废除奴隶制，那会是因为他们对奴隶制没有兴趣，或因为只剩了极少的奴隶制留待他们投票废除。到那时，他们会是惟一的奴隶。惟有靠了投票宣称自己的自由的人，惟有他的投票，方能加快对奴隶制的废除。
听说有一批人——主要是编辑与职业政客，要在巴尔的摩或旁的什么地方开会，选出总统候选人；然而我想，他们将做出的决定，对任一个独立睿智的人有何相干，对那些值得尊重的人又有何相干？我们竟不能受益于他们的智慧与诚实？我们竟不能算出几张独立的选票？在这个国家，岂非有许多人不参加那些大会？然而不是的：我发现那些所谓值得尊重的人，他们的地位很快发生了改变，而在国家有更多的理由令他绝望时，他便对国家产生了绝望。于是，他即刻将如此选出的候选人，接受为惟一合用的候选人，好表明他自己合用于任何政客的目标。他的投票，并不比任何没有原则的异乡客、或者可以收买来的本地佣工更有价值。哦！他还曾是个真正的人，用我邻居的话讲——是个铁骨铮铮、宁折不弯的人呢！我们的统计大错特错：返回的人口多得不得了。可这个国家一千里的土地上，能有多少真正的人？怕是一个也没有罢。美国不是费尽心思，叫人们定居么？美国人已经退化得奇怪逐项——谁都知道，他倒是发展了群居的器官，却表现出智力缺乏和目空一切；到了世界上，他最先关心的是救济院必得修缮一新；还不及被上合法的外衣，他便开始募捐来赈济未来的鳏寡；简言之，他拼着风险单要靠互助保险公司的资助来过活，而这公司已应允体面地埋葬了他。
诚然，人并无义务致力于消除所有的——甚至最大的错处，并以此作为事业；他倒还可以适当地关心旁的事情；然而至少，他的义务乃是不参与那些事情，且若无暇思考时便不再予以实际的支持。若我致力于追求及考量旁的事情，我至少先得弄清，我在追求时不至于增加了别人的负担。我得先容忍了他，而他也好做他的考量。得弄弄清楚，我们间的不一致在多大程度上能得到容忍。我听到些同乡讲，“我宁可等他们向我下令，叫我帮助镇压奴隶的造反，或者远征墨西哥——再来看看我该不该去”；不过这些人毕竟直接用他们的忠诚，以及至少间接用他们的金钱，供给了替代品。拒绝参加不正义战争的士兵，受到不拒绝支持进行此一战争的不正义政府的人们喝彩；受到那般轻视自己的行为与权威的人们喝彩。就好比国家犯了罪，雇个人来鞭打它好表示悔罪，却不愿将这些罪行一下抛却。这样，以秩序及市民政府之名，我们到头来全给害得去尊敬支持我们自己的自私。第一次犯了罪会愧不可当，以后就会变得无动于衷；从对不道德无动于衷变得不讲道德，将其视为我们生活绝非多余的组成部分。
最其广泛的重大错误，需要最为冷漠的性格来维持。高尚的人最易于受到的，是一种轻蔑的指责，说他们缺乏爱国主义品格。人若不赞成政府的特征与举措，同时却不吝给政府忠诚与支持，无疑才是其最为谨慎的支持者，因之往往也构成改革的最严重障碍。有人恳求州政府解散了联邦，不必理会联邦总统的要求。何以他们自己不去解散之——解散他们自己与州政府之间的联盟，不去拒绝给州财政纳税？他们同州政府的关系，与州同联邦的关系又何有不同？若是州政府可以反抗联邦政府，他们自己难道就没有同样的理由反抗州政府？
人何能满足于仅仅持有一种意见，还要为此沾沾自喜？若他的见解不过是他愤愤不平，这里又何欣慰之有？若你仅有的一块钱给邻居骗走，你绝不至于搞清你受了骗，或者讲你受了骗，甚至求他把钱还给你，就已经心满意足；你总该马上采取些有效的步骤，讨回你的钱，还要使自己再不至受骗。按照原则来做事，理解并践行正确的事情，将会使得事物及其关系大大改变；根本上这便是革命，而绝非与现存的一切相苟同。它不仅会分离州与教会，还会分离家庭；或可说，它将分离个人——将其恶行从神性当中分离开来。
不公正的法律依然存在：我们是甘心服从这法律，还是致力于修正之，在达到目的之后才来服从，甚或立即破坏了它？在如此政府之下，人们一般认为应该等待，直到说服多数改变这法律。他们觉得，若他们起而反抗，其补救手段难会造成更糟的罪恶。然而，若补救手段真造成了更糟的罪恶，这乃是政府的过错。是它才使其变得更糟。为何它不更其善于预见改革并为其提供条件？为何它不保护其智慧的少数派？为何它撞上南墙才晓得回头？为何它不去鼓励公民关注并指出它的错误，好做得更好一些？为何它总是钉死基督，总是将哥白尼和路德逐出教会，总是指责华盛顿和富兰克林策动叛乱？
人们会觉得，有意实际拒绝政府的权威，乃是政府未曾料想过的惟一一种违法行为；否则的话，何以未曾为其做出界定，给出其适当的刑罚等第？若一个没有财产的人只有一次拒绝从国家挣来九个先令，他便会给关进监狱——而据我所知，所有法律都不给这定个期限，而全委诸使他置身囹圄的人随意决定；可若他足有九十次从国家偷走九个先令，用不了多久他便会逍遥法外。
如若不公正是政府机器必然产生的摩擦之一个部分，就随它去罢，随它去罢：没准儿它会磨得光滑呢——可不用说，机器准会给磨损净尽的。若是不公正自有其弹簧、滑轮、绳索、曲柄供它自己使用，或许你会认为，补救的手段怕不至于造成更糟的罪恶；然而，若它的本质便要你对旁人做不公正的帮凶，那末我要说，就打破这法律好啦。就用你的生命做个反摩擦力，止住这台机器罢。无论如何，我也要做到这样的一点——便是我绝不至于出卖给我所咒诅的谬误。
而接受州所提出补救罪恶的途径，真是我闻所未闻。这些途径徒耗时日，人的一生简直难以企及。我自有其它的事情要做。人生在世，并非要把这世界变得适于过活，而单是来此过活，管它过得好也罢孬也罢。人不可能事必躬亲，而只能适可而止；因他做不到事必躬亲，他便不必定要做出些错事来。我用不着向州长跟议请愿，他们也无需向我来请愿；况且，若他们不听我的请愿，那我该怎么办？然而在这种情形下，该州便是把事情做绝了：它的宪法也成了罪恶。这或会显得粗暴强梗、不讲调和；然而惟有感激涕零的人，才会对它极尽尊敬。矫枉总难免过正，一如生和死总会给人带来痛苦一样。
我绝不犹疑地认为，那般自称为废奴主义者的人，都该立即收回对马萨诸塞州政府人力与财力的支持，莫等到他们构成了多数，而该让公义靠他们而得胜。我想，有上帝与他们同在已经足矣，此外尚需何求？况且，一个人若能比邻人更其公义，这便已经构成了多数。
足有一年——也没有更久——我径直面对的这个美国政府，或它的代表——州政府，便是它的收税官；像我这种地位的人，惟一必得面对它的方式便在于此；于是它转弯抹角说，承认我好咧；而最其便捷有效，在目前的事态下又是表明你对它的满意和爱如此之少的最难免的方式，就是将它拒绝了事。我的邻居收税官，那是我得去打交道的人——因为讲到底，我总归得和人斗，而不是和羊皮纸斗——况且他自愿选择做了政府的代理人。不到他被迫考虑他该如何待我——他的邻居，他素所尊敬的人，是做个邻居和善意的人待，还是当个疯子和闹事的家伙待，还得被迫考虑他是不是能为邻里友谊放过我的破坏行为，不发表恰如其分的激烈思想与讲话——不到此时，他又何能晓得他的地位，以及他作为政府官员——或作为一个人，该如何举措！我非常清楚，若是在马萨诸塞州里，只有一千个人，若是只有一百个人，甚或我说若是只有十个人——若是只有十个正直的人——不，若是只有一个正直的人，能停止蓄奴，真正脱离奴隶主同伙，并因之被关入县立监狱，这便能在美国废除奴隶制度。因开始时微乎其微并不打紧，只要一次做得到，使总会有人做下去。可我们倒宁愿夸夸其谈：谈论它成了我们的使命。改革会给那些与有力焉的报纸记上得分，个人却捞不着得分。若是我可敬的邻居，那位国家大使，那位宁愿泡在议会里解决人权问题、而觉不出卡罗来纳监狱的状况岌岌可危的人，坐下来解决马萨诸塞州囚犯的问题，那这个急于将奴隶制的罪过强加给姐妹州的马萨诸塞州（虽然如今，她只能找得到一种拙劣的行为作由头，好跟姐妹州争吵），以及该州的立法机关，今年冬天便绝难解决掉对此一问题的讨论。
在其监禁行为存在着不公正的政府下面，正义之人真得其所的地方也便是监狱。如今马萨诸塞州给自由之士和不屈不挠的人们设置的惟一适宜的所在，便是监狱，好叫他们在这里，为州政府的所作所为而怒不可遏、而与世隔绝，因他们的原则已经使得这些人怒不可遏。在这里，流亡的奴隶，假释的墨西哥犯人，申辩其种族恶名的印第安人，都不乏其人；在这一与世隔绝然而更加自由高尚的土地上，州政府关押着不依附于她、而是反对她的人——在蓄奴州里，自由人能够坚守其荣誉的惟一地方便在于此。若谁觉得身陷囹圄便失去了影响，发出的声音也不再令州政府气恼，觉得在四壁之间再也无从为敌，他们便是不晓得真理何其强于错误，不晓得他能够何等雄辩而有效地同他有了点亲身体验的不公正来战斗。你的代价是你整个的投票权，那不过是白纸一片而已；然而你的整个影响却绝本丧失。若少数服从了多数，它便失去了力量；它甚至连少数也算不上；而若它倾力来对抗，它便不可战胜。若州政府要在将所有正义之士关进监狱、与放弃战争与奴隶制之间做选择，它的选择简直就绝不会犹豫。若是有一千个人今年不纳税，这方法既非暴力，也不会流血，正如纳税既非暴力也非流血一样；而州政府亦不至于动用暴力，流无辜人的血。事实上，这便是和平革命（peaceable revolution）的意义所在——如果说这种革命能够出现的话。若有收税官或旁的官员问我，——其中的一位已经问过我，——“可我该怎样做？”我回答他，“你若真想有所为，不妨辞职去。”当臣民拒绝了效忠，当官员辞去了官职，革命就算大功告成。不过，我们甚至该假设，血总是会流的。难道良心受伤就不流血？从这伤口流出的，是人真正的人性和不朽，而他流入的是一种不朽的死亡。眼下我看到了便是这一种流血。
我考量了对反抗者的监禁，而非剥夺财产——尽管两者会用于同一个目的——因为若谁主张最其纯洁的权利，且到头来对某腐败的州政府说来最为危险，往往不会花上很多时间积攒财产。国家对他们很少助益，而且轻微的税种也总嫌严苛，特别是当他们不得不自食其力时便更是如此。若有谁过日子可以不花一分钱，州政府或许倒可能犹豫一下，不要他纳税。可富人——我不去做惹人反感的对比——却总能投靠到令他致富的制度。可以断言，金钱愈多，德性便愈少；因金钱介乎人与其目标之间，构成他实现目标的手段；而且不用说，获得金钱也算不上什么伟大的德性。它消除了一些他若缺乏金钱便必得回答的问题；虽则它提出的惟一新问题，既嫌棘手又嫌多余，便是如何花钱的问题。于是，他脚下的道德根基便遭到了铲除。我们之所谓“手段”在增加，同时生活的机会却在相应减少。一个人有了钱，他能替自己的文化做的最好的事情，便是努力实现他受穷时所怀的计划。基督回答那些希律党人，便是照着他们的情形办。“拿一个上税的钱，”他说，——有个人就从口袋里拿一个银钱给他；若你用的钱有凯撒的像，又由他下令流通并标明了价值——换言之，若你是州政府的人，且欣然享受凯撒政府给你的好处，则若他提出要求，你就得把原本属于他的还给他；“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而不给他们智慧，好明辨孰与孰取；因他们就不想知道这一点。
在我同我最自由的邻居交谈的时候，我发现，不管他们如何谈论此一问题的重要和严肃，不管他们如何关注公共安定，概括讲来事情都在于一点，便是他们不能够没有现存政府的保护，他们生怕不服从政府给他们的财产与家庭带来的后果。在我自己，我并不觉得我得永远靠着国家来保护。然而，若是在国家把税单交给我时我否认了它的权威，它马上便会夺走我的全部财产，还要没完没了骚扰我跟我的孩子。这实在有些过分。这会使人无法诚实地生活，同时从外在方面讲，也无法舒适地生活。积攒财产再没有什么价值；它总归得给人夺走。你必得租个地方蛰居起来，种上一点点庄稼，而后迅速吃光。你必得只为自己而活，靠自己夙兴夜寐，闲事少管。甚至在土耳其，人都可能致富，只要他在所有方面都做土耳其政府的好臣民。孔子讲得好：“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没错：只要我还不指望在什么远方的南方港口，我的自由遭遇了危险，能得到马萨诸塞州的保护，只要我还不指望单靠和平的劳作，攒起一大笔家庭财产，我便足能够拒绝对马萨诸塞州的忠诚，拒绝她对我的财产和生命拥有的权利。对我而言，因不服从州政府而受刑罚给我带来的所失，总归比服从它来得更少。我觉得，若是服从了它，我便会损失更多。
几年以前，州政府曾以教会之名，命令我交一笔钱，来资助一个曾经向我的父亲布道，而我本人从未听过的牧师。“把钱交出来，”它讲，“要么把你关起来！”我拒绝交钱。可非常不幸，另一个人却认为，该交这笔钱。我看不出何以中学校长要纳税资助牧师，且不是这个校长的牧师；因我不是州立学校的校长，而全靠自愿捐款来维持。我也看不出何以学园就不能提出税单，让州政府以及教会给它些资助。然而，在那位行政管理委员的要求之下，我还是屈尊写下了这样的声明：“以众所周知之声明，我，亨利·梭罗，不欲被视为任何我不曾加入之社团成员。”我把这声明交给镇上的牧师；他也接受了下来。如此，州政府乃知道我不欲被视为那一教会的成员，从此也便没有要求我为它纳税；尽管它也讲，它当时必得严格按起初的假设做。若我当时说得出它们姓甚名谁，我便会明确表明我从未签名加入过的社团；然而我还不晓得，哪里能找到一份完整的名单。
我足有六年没交人头税。因为这个我还被关了一夜；而且，当我面对那两三尺厚的坚固石墙，那一尺厚的铁皮木门，以及那扭曲了灯光的铁栅，我不禁震惊于如此待我的制度之愚蠢，就仿佛我只是具被囚禁的血肉之躯一般。我想，它准把这当成了待我的最好措施，而从未想到过，某种方面它倒是对我有益。我晓得，如若这道石墙横亘于我与乡邻们之间，则还有一道更其难于逾越和打破的墙，挡在他们这些不及我这般自由的人前面。我从未感到遭受了监禁，这道墙不过是徒然浪费着石料灰浆。在我的感觉里，我所有的乡邻，惟有我才交纳了税金。他们显然不知该如何待我，做起事来像些没教养的人。他们的每句威胁，每句吹捧，都不乏错误；因他们认为，我是一心想要站到石墙的另一边。我在沉思着，而他们勤勤恳恳地锁门，不知道我的思绪又了无障碍地随他们出了门，这些思绪才真正是全部的危险——看到这些，我不仅感到好笑。他们无法碰到我，便决意惩罚我的肉体；这活像男孩子碰不着他们怨恨的人，便虐待那人的狗。我看州政府好不弱智，胆怯得活像带着银匙的孤女，又不晓得分辨朋友和敌人，我对它彻底失去了尊重，而只觉得它可怜。
因此，州政府就从未有意面对过人的道德感与智慧感，单虑及他的身体和感官。它不具备优越的智力与诚实，而只具有优越的物质力量。我并非生而受人强迫。我要按自己的方式来呼吸。我们来试试谁更强好啦。众人又何力量之有？他们只能强迫我，而我是服从于更高的法则甚于我自己。他们强迫我变得与他们相同。我还从未听过，一个真正的人，会被众人强迫着按某种方式来生活。那算种什么生活？政府对我讲，“拿钱来，否则要你的命！”面对此景，我为何就该忙不迭地交钱？它一如栖身于广阔的海峡，感到手足无措：我又何有办法。它只有靠它自己；我也只有自行其是。呼天抢地解决不了问题。我没有责任叫社会机器正常运转。我不是工程师的儿子。我想，若有一粒橡树子和一粒粟树子并排落地，它们都不会谦谦礼让，而是都服从自身的法则，尽力生长、开花，直到一个到头来遮蔽压倒了另一个。若植物按其本性无法生存，就随它死掉好啦；而人也是一样。
我在狱中的那一夜可谓奇特而有趣。我走进监狱，身穿衬衫的囚犯们正在大聊其天，在穿堂风里好不自在。可看守说，“嘿，孩子们，该锁门啦”；他们便散开来，我还听见他们的脚步声走进空荡荡的牢房。看守介绍给我同室的狱友，说他是“一流的家伙，聪明得很”。门锁上了，他指给我该往哪儿挂帽子，他如何安排那里的生活。牢房每月要粉刷一次；而这一间，至少算得上镇里最洁白、最简陋或许也最整洁的房间。他自然想知道我打哪儿来，为什么给关起来；我告诉了他，又问他怎么被关了进来，自然当他是个诚实的人；而且如事实证明的，我相信他确实诚实。“咋回事？”他说，“他们指控我烧谷仓；可我也没烧呀。”我听出，他或许是喝醉了睡在谷仓里，嘴里吸着烟；这便把谷仓点着了。他们说他是个聪明人，候审已经有三个月，而且兴许还得等下去；可他却相当习惯而且心满意足，因他可以无偿吃喝，且觉得待遇不错。
他靠了一扇窗户，我靠了另一扇；显然，若有谁在那里耽得久，他主要的事情便是望着窗外。我很快看到了牢房里留下的所有痕迹，弄清了以前的囚犯在哪里凿过墙，在哪里锯过门，也听说了那间牢房从前住客的故事：因为我发现，便是此地，也不乏高墙外绝不流传的历史和逸闻。或许这也是镇里惟一写诗的房间，后来那些诗还印成小册子传布，只是没有出版。狱友指给我看许多诗，作者是些被发现企图越狱的小伙子，他们唱那些诗句来为自己雪耻。
我竭力催我的狱友多讲点，生怕再也遇不到他；可到最后，他告诉我哪个是我的床，并且叫我关灯。
这一夜躺在牢里，我仿佛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旅行，那是我从未料及的旅行。我仿佛从未听过市政厅的钟声，从未听过乡村夜晚的声音；因我们开窗而睡，惟有铁栅相隔。我仿佛看见我的故乡沐浴在中世纪的光线之下，我们的康科德河也变成了莱茵小溪，眼前是骑士与城堡。街卜的声音，变成了自由民长老的声音。我不禁耳闻目睹隔壁乡间客栈厨房的嘈杂——对我这毋宁是全然新奇而罕见的经历。这乃是对我的故乡的切近审视。我简直进入了它的内部。此前我从未看见过它的制度。这是它的一种特别制度；因它乃是个郡府。我开始领会，它的居民关心的是什么。
到了早晨，我的早饭从门上的小洞递进来，装在小小的长方形铁盒里，盛的是一品脱的巧克力，黑面包，还有一把铁勺。他们来收餐具时，我幼稚到要把剩下的面包还回去；可我的狱友抢下了面包，说我该留到中午或者晚上吃。过了一会儿，他被安排去附近的地里晒干草，他每天都去那里干活，到中午才回来；于是他向我道别，说恐怕再了见不到我啦。
当我离开监狱时——某人进行了干预并代付了税款——我并没觉得大家有什么变化，比方那位一成不变、步履蹒跚的白发老人；然而这个城市，这个州，这个国家，在我眼里却变了模样，且比时间造成的变化大出许多。我更其觉得，我所居住的州发生了变化。我看出能在多大程度上，把身边的人当作好邻居与好朋友来表示信任，看出他们的友谊不过是忽冷忽热；看出他们并不想达到正义；看出他们的偏见与迷信，竟使他们归于不同于我的另一种族，就像中国人或马来人一样；看出他们为着不冒风险，甚至不冒财产的风险，不惜牺牲了人格；看出他们并不怎样高尚，不过像盗贼待他们一样待盗贼，巴望着靠表面的顺从和几声祈祷，靠不时在笔直却无用的路上走上几次，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样评价我的邻居或许有些刻薄；因我相信，他们许多人还未曾留意，在他们的乡里竟会有着监狱之类的制度。
我们的乡里有种习惯，当哪个贫穷的负债人出了狱，熟人们会来问候他，从指缝之间向他瞧，表示透过监狱窗户的铁栅看望他，道声：“你好吗？”我的邻居没有这样问候我，而是先看看我，再互相看看，仿佛我刚做了次长途旅行。我被捕时正去一家鞋店取只修好的鞋。第二天早晨我出了狱，办完了手续，穿上修好的鞋，加入一群收越橘的人们中间，他们不耐烦地听我引路；过了半小时——马车很快就备好了——就来到两里开外我们这边最高的山间越橘地里，于是州政府再也看不见啦。
这便叫“我的监狱生活”全史。
我从不拒绝交纳公路税，因我真的想做个好邻居而非好臣民；至于维持学校，眼下我正尽力让乡邻们受到教育。税单上没什么特别项目能令我拒付。我只想拒绝忠诚于州政府，有效地退出之，远离之。即使做得到，我也不想追索我的钱的用场，是买了个人，还是买了条枪——而钱可是清白的呀——我只关心追索，我的忠诚有什么效果。事实上，我以我自己的方式，无声地宣布了同州政府的战争，虽然我仍像通常的情形一样，尽量对其予以使用和利用。
若旁人因同情州政府的缘故，替我付了要我付的税款，他们或者做了他们自己已经做过的事，或者便是帮助了不公正，使其逾越了州政府要求的程度。若他们纳税是因对被要求纳税那人错误的关心，要挽救他的财产，防止他关进监狱，这是因他们未曾明智地考虑到，他们听任自己的私人情感给公共利益带来了何等的影响。
这样，这便是我眼下的立场。不过在这种场合，人总不能过于提防，以免固执或者对人们意见的不适当看法，使自己的作为产生成见。他得让自己的行为发乎内心，合乎时宜。
有时我想，咋啦？这些人心意很好么；他们只是无知；若他们知道该如何做，便会做得更好：何必让邻居如此痛苦，叫他们以不情不愿的方式来待你？可我又想。也没有理由让我按他们的方式做呀，或者让旁人受到另一种更大的痛苦。有时我又对自己讲，若有千百万的人，不激动，不邪恶，不带任何的私人情感，而仅仅向依索取几先令，并且按他们的宪法，又不可能撤回或更改此一要求，你这一方又无法向其他千百万人诉求，你又何必同这强大的野蛮力量相对抗？你不曾顽强抵抗过寒冷与饥饿，狂风与巨浪；你默然屈从于千百种类似的必然。你未曾有过赴汤蹈火之举。可正因我不将其全然视为野蛮的力量，而部分地视为人的力量，认为我与那千百万人有关，而不是与千百万野蛮的无生命之物有关，我觉得诉求便可能做到——首先是即刻诉求他们了解其创造者，其次便是诉求他们了解自身。然而，若我自愿赴汤蹈火，便不能诉求人们去体验火，或者火的创造者，而只能自己蒙羞。若我能令自己相信，我有权满足于现实的人们，并相应对待他们，而非在某些方面按我对他们和我应然的要求和期望对待他们，则我便会像善良的穆斯林和宿命论者一样，努力对现存的事物感到满意，还要说一句惟神所愿。无论如何，抵抗这种力量与纯粹野蛮或自然的力量有其区别，这使我能在抵抗这种力量时有所收效；可我却无法像俄耳甫斯一样，期望改变石头、树木与野兽的本性。
我不想同任何人及国家争论。我不想徒耗精力，琐屑区分，仿佛我比我的邻居好。毋宁说，我甚至是要找一条为守法而辩解的借口。可我还不想轻易地服从它们。诚然，我有理由怀疑我自己；我也发现，每年里当收税官到来时，我还愿对联邦与州政府的行为和地位、对人民的精神做些评论，好找到守法的托辞。
吾欲尊奉吾国兮，
如父母之在堂；
苟无爱与勤劬兮，
惟黾勉以索求。
教灵魂以宗教兮，
复佐之以良知；
不求辖制之欲望兮，
蝇利亦莫所投。
我相信州政府不久便能从我手里，得到我所写的所有此类著作，到那时，我会是个比不比乡邻为差的爱国者。低一步看，宪法纵有许多缺陷，却非常不错；法律与法庭很值得尊重；甚至这个州以及这个美国政府，许多方面也颇值赞美、珍视和感激，一如许多人说过的那样；不过以从较高的观点看，我的说法又不失准确；而从更高乃至最高的观点看，谁能说出它们为何物，值得尊敬一番、重视一次？
然而，政府对我的关心太少，我也势必给它尽可能最少的关注。我并非经常生活在政府之下，甚至在这一世界上也是如此。若人还能自由思考，自由遐思，自由幻想——他绝不能长时间不这样做——愚蠢的统治者或改革者就无法根本打断他。
我知道大多数人不这样想；不过那些专门研究此类问题的人们，也像旁人一样令我不满。政治家和议员们，完全置身制度之内，从不能识其真相。他们空谈管理社会，却不能置身事外来观察。他们或许有一定的经验和优点，无疑也发明了些真正的甚至有用的制度，对此我们诚挚地感谢他们；但他们的全部智能和有用性都只适用于一定的、不很广泛的范围。他们常常忘了，这世界不是靠狡猾和权宜之计来治理的。韦伯斯特从不析究政府的根底，所以不能权威地阐述政府问题。他的话对那些不思根本改变现政府的立法者们来说是智慧；而对于思想家们，对于那些为一切时代立法的人说，他等于没谈到过政府问题。我了解这样一些人：他们对这个问题平静明智的思考，正立即表明了其精神活动的范围和适用的局限。不过，与大多数职业改革者的廉价声明和一般政治家更廉价的智慧与辩辞相比，韦伯斯特所谈的几乎是惟一合理而有价值的，我们为他而感谢上帝。与那些人相比，韦伯斯特始终是坚强独到，而且——最重要的——又不失实际。不过，他的特质不是智慧，而是明智。律师的真理不是真理，而是一种一致性或一致的便利性。真理始终是自身一致，而且主要不是要揭露不公正行为中的正义问题。真应当把韦伯斯特叫做——其实他已被叫做——宪法的卫士。他除了捍卫宪法之外，没有对宪法进行任何批评。他不是个领导者，而是个追随者。他的领导者是1787年的人们。他说道：“我从未做过努力，也未想做出努力，从未支持过一项努力，也从未想支持一项努力，去打乱先前确定了的安排——即使是各州加入到联邦里来的那些安排。”在考虑宪法赋予奴隶制的合法性时，他还说：“由于它是先前的契约的一部分，就随它去罢。”尽管韦伯斯特有着异乎寻常的敏锐和能力，他仍未能从单纯的政治联系中把握一个事实，并按照它完全是个理智——例如一个人在今日之美国对奴隶制该做的事情——的问题这一性质来看待它，而是当作为一个人私下讲话时，冒险或被迫地作出了如下的极端的回答。他说，“存在着奴隶制的那些州的政府在调节奴隶制时所采取的方式，是为着它们自己能得到尊重的，是为着对其选民负责，为着符合一般的财产、人性和正义的法则的，是为着上帝的。其它地方和社会组织则产生于一种人的情感或产生于其它原因，它们与这种调节方式无涉。我未支持过这些社团，今后也不会去支持它们。”从这一回答中，又能引出什么惟一的社会义务新准则？
不了解真理更其纯粹源泉的人，不能追溯其更远源头的人，总不失明智地奉行圣经与宪法，并以敬畏和谦卑之情从中汲取养分；然而视其为汇成湖泊的源泉的人，却要继续前进，到最后的源头去朝圣。
美国还不曾出现过有立法才干的人。在世界历史上，这样的人也是凤毛麟角。有的是演说家，政治家，雄辩家，可以数以千计；可他们却未曾开口讲过，谁能够解决当时恼人的问题。我们喜欢雄辩是因其雄辩，而非因其会说出真理，激发起英雄主义。我们的立法者们，还不晓得自由贸易、联邦以及正直对国家的相对价值所在。他们没有才智和天资，能理解税收与财政，工商业与农业这些琐屑的问题。若我们只靠议员们在国会的机锋来引领，不理会人民合宜的经验与实际的抱怨，美国便再不能维持民族之林中的地位。新约全书已经写下了一千八百年之久——或许我没有权利这样说——又哪有立法者具有如此的智慧与实践天才，将其用做照亮了立法科学的光芒？
我情愿服从政府的权威——因我乐意服从能比我做得更好的有识之士，甚至在许多方面服从不至于比我做得更好的无识之土——而政府的权威依然太不纯粹：若要严格公正，它就必得得到被统治者的认可与同意。它对我的人格与财产并无纯粹权利，而只对我出让给它的东西才有权利。从绝对君主制到有限君主制的进步，从有限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步，乃是朝向真正尊重个人的进步。甚至中国哲学家都大为明智，将个人视为帝国的基础。难道像我们了解的民主制度，竟是政府之最后可能的进步形式？就不能向着承认及有组织的人权再迈进一步？惟有州承认个人乃是更高的独立权力，承认其一切权力和权威均来自个人，并以此来对待个人，才能有真正自由开明的州。
我愿意想像这样的州：它努力对一切人保持公正，并像尊重邻居一样对待个人；它甚至不将少数如其邻居与伙伴一样尽了义务的人，企图脱离之。疏远之，不依附之的行为，视为不见容于其自身的和谐。若有一州产生了这种成果，能够任其瓜熟蒂落，它便会为更其完美辉煌的州开拓了道路——这一点我曾经有所设想，却不知何处可以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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