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在风雨中长大 　　　　文 / 漫步长天

发表时间:2007.01.05 15:32:41  

　　儿子出生后不久，细心的奶奶发现孙子有两个仓耳子，长在耳朵前轮廓上面，若隐若现的两个小孔，不细心看很难发现。按老家的习俗，孩子有仓耳子是福，一生衣食无忧，金玉满堂。
　　我和妻子从结婚到现在，没有发过什么大财，但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可惜我俩加起来，也只有一个仓仓，还长在妻子的耳朵上，我私下里琢磨，我现在这点富气，是不是沾了妻子的光。
　　现在好了，儿子一人独占两个“富仓仓”，他这辈子有富了，还能忘了老爸我吗？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快十二岁了，我们都以他的富仓仓为荣，跟亲戚朋友夸起儿了来，总忘不了把他耳朵拿过去，充分炫耀那两个闪光点，儿了为此很自豪。听到别人啧啧的口吻，我们心里像灌了蜜似的，不管以后过得怎样，最起码，现在觉得这仓仓是儿子与生俱来的福份。
　　2006年春节还没有过完，我们从藏区一个亲戚家回来，路上发现儿子左边的耳朵有点肿，回到家，越看越不对劲，赶快到医院检查，社区门诊的大夫说，是左耳的仓仓有点发炎，不要紧，吃点药，不用打针，炎症消下去就没事了。结果，吃了几天药，不见好，又连着打了几天吊针，还是一点消肿的意思都没有。
　　这下，我们可紧张了，赶快带孩子到市医院就诊，专家一看，说儿子的那对“富仓仓”不是宝贝，医学上叫耳前瘘管，是胎儿在母体内发育时，一个小小的失误，对耳朵没有什么大碍，有些人一辈子不发炎，有些人，会因为感冒或者它因素，引起瘘管发炎，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治疗起来十分麻烦，打针输液的效果很不明显，只有用手术刀把肿块划破，用引流条把浓液排出来，才能慢慢长好。除此而外，还可以做瘘管摘除手术，市级医院做不了，得到省城或者更大的地方去。
　　这可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科普教育课，自以为是富仓仓，原来是个病原体，不但带不来福气，还会变着法子害人。这下好了，对仓仓的美好感觉没有了，儿子还得挨一顿手术刀。
　　我心疼地看着儿子，问那个足有五十多岁的白衣天使，有没有别的办法，比如保守疗法，能不动刀就不动了吧。大夫为难地看着我，又看看儿子，说，这么棒的小伙子，应该没事吧，用药物，你也看到了，效果不明显，还可能耽误治疗。
　　我无语，妻子搂着儿子，困难地盯着我看，好像我是后爸，在儿子的耳朵上动刀子，就是后爸心狠的表现。倒是儿子很硬气，看我们俩为难的样子，说，动就动吧，不就一刀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我看看妻子，又看看儿子，感觉心里很不是滋味。儿子走过来，懂事地说，爸，坚强些！我当时也不知是哪儿来的一股牛劲，对大夫说，动就动吧，要不要住院。大夫说，不用，只是得局部麻醉，要不然，孩子会很疼的。我说，那就按你说的办吧。
　　接下来，取药，消毒、买敷料，进手术室，我都是在大夫的指示下机械地运转。儿子虽然是自己主动要求动手术的，但看上去还是很害怕，妻子搂着他使劲地安慰。最让人揪心的是，当大夫拿着明晃晃的手术刀刺向儿子的耳朵时，我们几乎没法看下去。儿子也感觉到了手术刀的寒气，扭过头，看着刀子，看着大夫，咧开嘴，发出不像哭声的低吼，像是被猎人捕获的幼虎，发出绝望的吼叫。
　　我连忙走过去，抱着儿子的头，让他别动。大夫说，不要怕，很快就好，男子汉，别哭。儿子没有发出哭声，但眼泪却怎么都止不住。在我怀里安静了一会，儿子勇敢地对大夫说，来吧！大夫示意我走开，由他的助手在那里帮他。我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到大夫终于把刀刺进了儿子的耳朵，儿子终于忍不住哭了起来，但随即又不出声了。我分明看到，儿子的整个身体在发抖，头在拼命地挣扎，想离开手术刀远一点。大夫和他的助手一边哄着儿子，说他很坚强，像个男子汉，一边用强硬的手臂把儿子紧紧压住，按部就班地把割开的刀口冲洗、刮剥、注射药物、置放引流条，包扎。前后用了十几分钟，在我觉得，像是过了一个漫长的时期。
　　做完这一切，大夫让儿子在手术椅上休息，对我们说，孩子小，麻醉药不敢多用，不过，你们的儿子确实不错，硬气。看着有点疲惫儿子，我们根本没有心思去听大夫的解释。休息了足了半个小时，儿子才在我们的搀扶下站起身，用极慢的速度来到医院大厅，又休息了将近两个小时，才坐上单位的小车回家。
　　此后，就是隔一天去市医院换一次药，前后一个月，那个肿块终于消失了，我们也终于松了口气，感觉自己也经历了一次病痛，而且痛在心里，久久无法平复。
　　我们再也不敢在别人面前夸耀儿子的富仓仓了，儿子也觉得这个仓仓徒有虚名，根本不像爷爷奶奶夸的那样，在作文中还把爸爸妈妈也连带着批了一顿，说我们迷信，不懂科学，跟着老人们瞎说。作文写得入情入理，被老师选准，发表在学校的“校园星星报”上。
　　平静的日子刚过了不到两个月，5月上旬的一天，大概就是妻子从海南旅游回来的那段日子。有天晚上，我看着对面写作业的儿子，忽然觉得，他右边的耳朵有点不对劲，也许是有经验了，也许是神经过过敏，我一下子从椅子上站起来，捧过儿子的头细看，越看越不对劲，叫过妻子说，你眼睛亮，你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妻子看了，也觉得有点不对，说赶快去医院看吧。儿子被我们一惊一咋弄得很不自在，说，这么晚了看什么看，我还要写作业，明天看，大不了再挨一刀。
　　那天晚上，我们几乎没有睡觉，迷糊到天亮，赶去单位上了两小时的班，就迫不及待地到学校接上儿子去医院。一路上心里不停地祈祷：别让我儿子再患病了，再要是因瘘管发炎动手术，那就太不公平了，老天不够意思，上帝也是混蛋，所有的神灵都是骗子。但是，科学是来不得半点虚假的，检查的结果，又是耳前瘘管发炎，不过，发现的及时，先输液，再动手术。
　　回家的路上，我几乎没力气了，儿子安慰我的话也听不进去，感觉我欠这个世界得可能太多了，这样三番五次地把痛苦强加给我的儿子，究竟是为什么？
　　过了几天，我再一次带儿子去市医院，又经历了一次折磨，又让儿子在痛苦中呻吟着，又让自己的心跟着儿子的喊声疼得难受。所不同的是，这次肿块较小，创口没有上次的大，而且换药也是隔一天去一次，换三次后，就可以在县医院换，不必跑一百多公里到市里去。可是，我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比上次更困难，一个换药，就换了整整两个月。
　　在这两个月里，我每隔一天，就要把所有的开会，看材料，出差，验收项目通通推掉，为得是陪儿子去医院看病。这样过了二十几天，儿子对我说，爸，你就安心上班吧，医院，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别把你的工作给耽搁了。我听得鼻子直发酸，又不想在儿子面前表现出软弱。到医院，儿子对换药的大夫说，阿姨，让我爸不要陪我了，我每天上完第二节课来上药，行不行。好心的大夫说，也行，就看你敢不敢，有没有胆子。儿子很自信，说，没问题，你就看我的。
　　从那以后，我们单位的人，还有我的亲戚朋友，左邻右舍，见面总要问是句，你儿子一个人去医院上药，你们能放心吗？我很痛快地说，没问题。但我知道，儿子换一次药，都要经受一次痛苦，每次都要揭开纱布，在伤口上喷药，检查引流条……那可是伤口呀，不小心动一下，都疼得要命，何况大夫还要拿钳子在里面拨弄，能不疼吗，但儿子每次回来，都给我们说，没事，一会儿就好了。
　　最让儿子为难的，还不是到医院上药，而是每周学校的升降旗仪式。他是六年级五班的班长，除了做好本班的管理，好像还参与学校的其它事务。过那么一段时间，儿子就要在星期一主持升旗仪式，说得话很少，只有这么几句：稍息，立正，脱帽，奏国歌，升国旗。仪式完，说一句，请值周老师讲话。接下来，他就把学校放假，竞赛，大扫除等的时间通知下去，最后一句是：请各班带回。仪式并不复杂，问题是儿子耳朵上老是贴着一块白纱皮，太破坏形象了，于是，每次站在全校师生面前的儿子，纱皮总是悄悄地摘下来藏在口袋里。等仪式完了，自己再贴上去。
　　到7月上旬，整整两个月时间，孩子的病情还不见好。有时候，外面长得很好了，但过上几天，里面又化浓了，只好用手术刀割开，再一次清洗引流。县医院的大夫实在没招了，建议我们去市医院，市医院的大夫还是那句话，要么到省城做摘除手术，要么就继续换药，继续引流，继续观察，看恢复情况再说。那天，儿子考完期末最后一门课，回到家对我说，爸，今天下午我到老师办公室送教具，老师问你们到底管不管我，要是不管，她就把我领走了，别的老师还让我叫她干妈！我知道，儿子的病也让老师十分操心，她这样说，是最后通牒，要是我们再不管，说不定她会当面指责我。
　　第二天，我们就去了市医院，仔细询问了去省城做手术的一些关键问题，到哪家医院，找哪个大夫，需要带什么等。然后一家人从市里出发，直达兰州，中间没有回家，也没有停留，我不想再耽搁一分钟的时间，所有的用品都不带，用什么买什么。按照市医院大夫的介绍，我们直接来到兰州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这家医院的耳鼻咽喉科，据说在西北地区是有名的，做这类手术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接下来，我们开始全面了解医院的相关情况，一切活动以儿子的手术为中心，找同学，找朋友，找关系，甚至网上未曾谋面的好友都在电话里给我们出主意。每天晚上，我们都要把搜集来的信息进行整理，归类，寻找最佳方案，尽量做到“知己知彼，万无一失”。为了能充分掌握第一手资料，我们每天都去医院挂一个专家门诊号，一个普通号大概是5元钱，一个专家号是18元钱，普通号很少有人问津，但专家号供不应求，需要长时间排队。
　　最后调查的结果是，耳鼻咽喉科共有三个专家，其中一个老专家是科室的创始人，早已经退休在家，医院反聘回来做技术指导，一般情况下每周星期三来病房巡视一次，周一周四两天坐三个小时的专家门诊。我们挂了他的号，进去一看，得，算了吧，人已经老得说不清楚话，能看病吗？另一位是女专家，据说在阿尔巴尼亚进修两年，经常出国讲学，担任医院的副院长。年龄五十几岁，但看上去很年轻，人也长得清秀。我挂了号进去一看，心里先就凉了，一般来说，漂亮的女人，干行政可以，干业务不行，这个女人行政业务两不误，人又收拾得精干，也会看病？果然，我们把孩子带到她面前，她随便看了看，就开个方子，我一看：住院治疗。我当时就生气了，狠狠地瞪她一眼，差点就把方子扔在她的脸上。回到住处，我就把天下所有的漂亮女人骂了个遍。妻子听不下去了，说，漂亮女人惹你了，你儿子得病，也犯不着祸及漂亮女人吧。我一听，连忙打住，妻也算漂亮女人，当姑娘那阵，是她们厂的厂花，出了名的美人。
　　还有一个专家，是个有点秃项的中年男人，年龄四十多岁。我在宣传栏里看过他的个人介绍，叫袁逸民，兰大医学院毕业，留学两年。就在我们到兰州的这几天，卫生部在这家医院举办全国耳鼻咽喉专家研讨班，袁是主讲。到他的专家门诊看病，哪可真是热闹，挂号时排长长的队，看病也得在医院过道里候着。那个帮他叫号的小姑娘，也因了专家的名气，叫号的声音跟周扒皮似的。
　　好不容易排到我们了，他先是问了问病历，过去耳朵发炎及治疗的情况，又仔细看了现在的病症，说，你们怎么才来，这么长时间了，要是孩子的免疫力差一点，会引起面部感染，不是闹着玩的，你们也太大意了。我们当时就惭愧得想拿脑袋撞墙。他接着说，做个摘除手术就好了，不要太紧张。我问要不要住院，他说不必了，手术时操点心就好了。我不失时机地说，那就请您给主刀吧。我恭敬地把“你”改成了“您”，他笑了笑，没有答应。我抓紧时间说我们是从酒泉过来的，到兰州几百公里跟，是慕名而来让袁主任给儿子动手术的，你就行行好，答应了吧。他看我们可怜，又是不远万里来到兰州，勉强说，就看星期五有没有时间，如果没有，只好到下周一了。我连忙说，都成，都成，只要是你主刀，什么时候都行！
　　回到住处，儿子问我，爸，你怎么说我们是酒泉来的？我说，小子，这你就不懂了，中年男人都有同情弱者的心态，说远一点，他就会在心里同情我们，答应给你做手术。再说，我们离酒泉也不远，我只是说了个大概。
　　这中间，袁因为工作实在太忙，几次变卦。好几次，他安排自己的助手主刀，说是两个博士生，我都没同意。送礼，他也不要，还把我臭骂一顿。从别的大夫哪儿打听，他还真是个不收礼的主。没有办法，我只好再一次找关系，找门路，找熟人。经过几番周折，又是下话，又是求情，又是诉苦，最后才定在下周的星期四给儿子动手术。
　　手术在上午进行，我办完所有的手续，就跟着进了手术室，袁笑着对我说，你别紧张，小手术，只是创口距离面部神经太近，得格外小心，其它没什么，我会注意的。你们不能进手术室，都出去吧。我也发现了自己的失态，连忙退了出来。
　　那一个小时，我真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
　　按大夫的要求，儿子手术前剃成了光头。进了手术室，几个护士手里的器械、药瓶让我想起电视里抢救病人的紧张画面。我在外面傻傻地不知道做什么，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一会儿迷着眼睛透过门缝向里看，见什么也看到，起身又转过去到想和妻子说句话，发现她比我还紧张。想劝她几句，让她放心，又觉得连自己都放不下心，她能放心吗？住院部柜台前忙碌的护士，看我们太紧张了，笑着说，你们不要怕，小手术，看把你们急的，坐在哪里休息一会。我刚坐下，又坐起来，仿佛听到儿子在里面使劲地哭，还有医生在骂他。我不由地用手推开手术室间的门，被身边的护士挡住，问：你要干嘛？我不想干嘛，我只想看看我的儿子，是不是疼得直哭。可是我说不出口，我重新坐在椅子上，抽出一支香烟点上。
　　刚才那个小护士走过来警告我，医院不许吸烟，要吸，出去到外面。我赶快把烟熄灭，站起来，又是同样的动作，透过门缝看看，转过身走走，然后坐在椅子上，抽出香烟点上。小护士又过来了，白着眼大声嚷嚷，你这人怎么这样，不是说了不让你抽烟吗，你怎么又抽上了，出去，出去。说着，还要拉我，我顿时火了，气愤地质问她，你的孩子不得病吗，你的孩子不动手术吗，要是手术室里是你的孩子，你能安静地坐在椅子上发呆吗？真是没有人性，还当护士呢，滚吧你，见过穿白大褂的多了，没见过像你这样拎不清的。骂得那个护士抹着眼泪跑了进去，不一会，出来个中年护士，问我怎么了，我简单说了事情的原委，她从口音听出我们是河西那块的人，跟她是老乡，就反过来安慰我，不要紧，我进去帮你们看看。没过一会，她就出来了，说，已经做完了，挺顺利的，看把你急的，把我们的小姑娘也给骂哭了。
　　我期待的手术室门终于打开了，先走出来的是袁主任，还是手术时的着装，手里放着摘下来的耳前瘘管，给我们介绍发炎的部位，里面是一些牙膏状的物质，瘘管呈树状分布，每一个分支都有可能发炎，不做摘除手术根本好不了。我问，这下就永远不发炎了吧，他笑着说，理论上是这样，一般再不会发炎的，你是不是太紧张了。我不好意思笑笑，来到手术室门口，等着接儿子。我想，经过半个小时的折腾，儿子一定痛苦得无法言表，推出手术室的儿子，一定昏迷不醒，或者疲惫不堪，见了我们，先是眼泪，后是哭声，最后是沉默。总之不会像平时那样，见到我们，先是说笑，然后是顽皮地撒娇，最后缠着让爸爸给他点经济援助。
　　我看到儿子时，他已经从手术床上坐了起来，头上是厚厚的绷带，一名护士收拾着手术用具。我迫不及待走了进去，护士没有拦我。这时，儿子听到了动静，转过身，看到是我，习惯性地对我笑笑，一副英勇无畏的样子。我心里顿时宽松了许多，感觉有说不出的自豪，这就是我的儿子，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汉，手术后还能送给老爸会心的微笑，何等地英雄。我把儿子扶下手术床，轻轻把他搂在怀里，他还有点害羞。搀着儿子走出手术室，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这么温柔过，从来没有这么感动过。我不禁从心里说，好样的，孩子，你真勇敢，爸爸爱你！
　　接下来的十几天，我们一直待在兰州，每天给儿子换药，三天后去了绷带，七天把缝合的线拆了，虽然伤口还需要继续护理，但再没有发炎，压在我们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
　　最后的几天，我们早晨在黄河边跑步，做操，呼吸新鲜空气。白天要么去商场，要么去书店，再就是登五泉山或是白塔山。晚上沿着黄河风景线边聊天边散步，很是惬意。我们也深深地感到，健康是最重要的财富，没有健康，一切无从谈起。人生就像木桶，装水多少决定于那块最短的木板，而那块木板正好就是生命和健康。人的快乐也是由健康带来的，一家人，有一个人生病，那这一年，这家的快乐之源就会枯竭。金钱、权势、名声、地位固然重要，但比起人的健康，在我看来，类同于虚无，有谁见过，金灿灿的果实长在无根的树上！
　　我把这些话说给儿子，他深有感触地说，有道理。
　　我知道，儿子长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