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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六月里的第三个星期天，被西方人称为“父亲节”。儿子在QQ里给我留言，不亦乐乎。
周日的公园里人头攒动，游园的人比平时多出几倍，很多子孙们簇拥着老人，在开心地游玩。老人们能够享受这天伦之乐，想是太平盛世来也！
看着白发苍苍的父亲们，个个露出幸福的笑脸，我便想起我那早走的父亲。他在九泉之下，过的好么？
我的父亲生于农历1928年3月28日，如果健在，今年应该是给他“办九（酒）”的年头。依我们这里的习俗，给男人过生是办九不办十，可我们一家早没有了这样的机会。父亲是在1996年冬天，因患肺癌离我们而去。临走，弟弟才把真实的病因告诉父亲，当时母亲及我的媳妇也在父亲的身边。
我的一家姊妹6人，父亲健在的时候，国家物资短缺，我家生活特别的艰辛。麦麸、红薯、玉米、厥粑……凡是能够充饥的食物我们都当主食吃过。听大哥说，我家有好多年没有买过“葱子”一类的佐料。父亲有吸烟的爱好，不说那时没有象样的品牌，即便是有，父亲也抽不起。一般都是抽几分钱到两三角钱一包的劣质烟卷。根据现在的理论分析，父亲所患下的毛病或许与抽的烟质有关。
曾听母亲说起，我的祖父过世很早。继祖父是个木匠，父母称他为“周公”，有吸食鸦片习惯，早年就在镇远县去世，父亲从小由奶奶带大。我的印象中，父亲长的很像奶奶。1968年，父亲在岑巩县的工交科当副科长，适逢文革闹的正火，我的父亲被当成走资派批斗，那年秋天奶奶在“县人委”宿舍西去。不久，大哥就到昆明当兵去了。说起来，那时我还不到8岁，刚上城关小学一年级，是刚刚记事的年纪，但这两件事情却在我的脑中印象极深。
父亲的一生很平凡，带着一家人在县城一直很低调的生活。解放前，年轻的父亲已经在镇远县国民政府当电话员，解放以后，由解放军的第一任县长介绍入了党。因为读过师塾，有点儿文化，由此当上了干部。从我对父亲的了解，他的一生多是与地方工业打交道。1959年，三穗、镇远、岑巩三县合并成一个大县，父亲从三穗调整到镇远工作。1963年分县，父亲却分在岑巩县。1964年全家搬到岑巩，这一搬就是40多年了。父亲先在岑巩的工交科任职，后来干过洪油厂、酒厂和化工厂的厂长，当过手工业联社副主任，轻工业局副局长。不知道什么原因，副职主持工作8年，也一直没有能够转正。后来听大哥说起他在部队没有能够入党的原因，就是因为父亲曾经在旧政府工作过，这段经历被作为历史问题而受到牵连。我和三哥入党，组织上根本就没有提及这事，不是庆幸，而是国家进步了。
父亲不善交际，但对工作十分认真。起早贪黑不说，从来都是泾渭分明。父亲在单位负点责，经常有人来家谈事和扯皮的，他奉行“来的都是客”，不卑不亢，任你说任你骂从不还嘴，不收别人礼物，也不会走后门。我从小欢喜劳动，中学时期当过班长和劳动委员，记得在洪油厂，见有几多的荒地，我在离厂子很远的地方开垦了一块，准备种些蔬菜，母亲帮着说好话，父亲就是不准下种。二哥和姐姐下乡当知青几年，也没见过父亲走过门子，他说有机会你们就走，没机会就当农民，靠自己的本事谋生。好歹不说，几姊妹后来总算有了自己的饭碗。我们几兄弟都是恢复高考以后硬考出来的。在这个小小县城，这一点，倒是让父亲脸上特别有光。
父亲的晚年没有享福。他性格刚强，不拘泥于人。记得县委书记是从五弟所在学院总支书记位置上下来任职的，和五弟关系很好，可父亲就是不能与之融合。父亲因无法接受他的观点，提前两年就退休了。五弟同他谈论现实中的一些问题,两爷子争得面红耳紫,我多是说弟弟的不是，在中间充当好人。父亲还是一个喜欢运动的人，篮球、乒乓球、中长跑样样得行。退休以后，除开一直坚持他那锻炼的习惯以外，被返聘到县志办写地方志，每天按时上下班，每个月只有60元补贴竟然干得乐呵呵的。所以，他得了病痛以后大家都很想不通。父亲以前就十分喜欢做菜，但从来不洗衣服。退休了，自己的衣服也自己洗，这是父亲的一大变化。1991年夏，我媳妇到福建的漳州地校学习财务，我当时已经被提升为单位的副院长，儿子没人管，父亲便从老家一人赶来遵义当我们的保姆。有一天我带父亲前去市里，我有事与他分手，不料他老人家乘坐公共汽车回来，被小偷摸去20块钱，任我怎么开导，仍然心痛不已。有次我接待劳动局的人喝高了些，在床上吐了儿子一身的脏物，全靠父亲洗理和照料，我却没有听到父亲的一句怨言。
父亲这一生虽然没有给子女们留下什么物质的东西，但他的谆谆教导和任劳任怨的品格却使我们受益终生。我们现在都已为人父、为人母，但他这些精神已经对我起了潜移默化的作用，虽然时代不同了，我以为一样有用。
我想念我的父亲！
在这里，祝天下的父亲和即将做父亲的人们快乐安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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