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从喜欢上了笔墨纸砚，就不喜欢工作了（注：工作内容有点像鲁迅先生说的喜剧，即不断消耗珍贵的脑细胞，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但不工作好像不行。因为掐指一算，就要屈子行吟了。咋了？“路漫漫兮其修远兮”，离退休还要二十个年头！
还有个办法，就是辞职回家。王维、陶潜都是楷模，但是他们都是59岁现象。我才不惑之年，“鸡肋”上多少还有点肉，从没受过剥削压迫，也没穿过小鞋，所以，让我作唐伯虎骑驴归思状尚有点早，又显得理由不充分。这又使我联想起后印象的高更，放着银行家的职业不做，非要辞职，以至穷困潦倒。后来跑到南太平洋土著部落，饿着肚子画画。他可敬，却不可学。我一无艺术的狂热，二无流芳百世的才华。我崇拜伯夷叔齐，向往李唐的采薇图景，不是有人让我当国王了，而是幻想过半隐的生活。要我隐于荒野，真没这种勇气。我想过，就自己这多年进食蛋白质的体格，采薇不到三月肯定会饿死。另外，还有一条，这点儿高雅情趣纯粹是吃饱了撑的。我得挣钱，始终保持被撑的状态，才会继续附庸风雅下去。
所以我就只有恨了。
恨什么？
恨自己没骨气呗！
这好比有了情人，不愿舍弃老婆，又不敢随情人私奔，就这种状态。在这种两难的境地里活着，必须要找到充分的理由。否则，俗人和清流都会说，活着干嘛？四不像，死了得了。
我不能就这样死去。
余华有《活着》一书，比《兄弟》好，书里却没谈活着的理由。
理由我找了一堆，这里有一个，却涉及到宗教，但我声明，不具普遍性。
在雍和宫肃穆古朴的院子里，我感受到了四阿哥五蕴皆空的深沉。可就在这时，坚硬的鞋跟敲击地砖的声音打破了这种追古气氛。我睁开眼，发现没有女郎闯入，声音分明在三个年轻喇嘛脚下持续，这时我眼角有点裂，他们一律穿着油光可鉴的皮鞋！
我非神经病，这好像不行，我有点接受不了。这与灵隐寺、五台山生活滋润的和尚不同。虽然见到僧尼们在山脚围着小贩大吃特吃有点怀疑眼力不济，总不致于惊诧得直瞪眼。
可是不仅如此。
一个居士来家，谈起一个人。是护国般若寺净宗的一个和尚，颇有传奇色彩。他的修行当然没说的。后来主持信任他，就做了几年寺庙工程监理，没想到这事儿改变了他。他收了大量“佣金”，先是通了荤，又通了婚，买了高档住宅，娶妻生子了！
我声明过，这不具普遍性。我说这事也不是表达无处藏身的意思。据说终南山上的确有苦修者。我看过一张光碟，是一名体力过人的记者采访的手札。上面记载了寻访到的苦修生活。这些人风餐露宿，饮泉食果，饥寒交迫，却神态索然，一副无欲无求的样子。当然，这也是特殊性。
活着不易，选择更不易，而坚持选择地活着，则最不易。
说了这么多，似乎有点偏离主题。
我再说笔墨纸砚。
这充其量只是一种雅兴。就像许多人喜诗文、音乐、围棋、垂钓、养花、歌唱、古玩收藏一样。弄得精了，就成了艺术。艺术之于人生的重要，著述遑遑，我不敢妄论。只能说，人生缺少了艺术，就如缺少鲜花和阳光，失去了浪漫的色彩。当然，这种艺术应该是一种互动的艺术，而非艺术品。认知、模仿、鉴赏、创作，本体是心灵的共鸣和情感的抒发。所以，在当代钱权社会的桎梏中尤显珍贵。
我们工作着，大多是重复着一种无生命的程序，解释着无意义的矛盾。这免不了烦燥和辛苦，却很少从中体会到自由和优雅的乐趣，说到底是为了这点薪水。老板整天讲奉献，讲企业文化，大家也信誓旦旦，“没有任何借口”，表达着百分之一百二的忠诚度。可是有一天，老板对大家说了，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发工资了，大家要忠诚企业，为企业奉献，一直到才智枯竭，生命完结。你会怎样？
不管别人，我是要撤了，而且，我还要骂着撤。
实际上，这涉及形而上的意志问题。也许在毛泽东的时代会相反，同志们会坚持抗战，直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甚至在临终前还要掏出压箱底的几元钱交党费。但是现在我不会，我的意识里会出现“奴隶”这两个字。过去有只听说过“农奴”，现在却有“房奴”、“车奴”、“性奴”、华伦天奴”、“佐丹奴”，不一而足。虽不解何意，但可见品类之盛。最近山西黑砖窑的“工奴”中外大哗，难道他们愿意不成？
工作，是我们求生的手段，我们靠劳动活着，这没什么疑义。如果所热爱的艺术可以成全生计，不亦快哉？
这个群体的人还真不少。比如唱了一首歌走红了，成了明星。然后这首俨然成了艺术精品的歌就会成为摇钱树、聚宝盆，不唯自己的生计，就是维持一千人的温饱也还富余呢。但是，这好像也不对，因为艺无止境，它怎么就止了呢？好像又回到了求生的庸俗里了。
我把自己给说糊涂了。
嗨！不管了。反正我不必辞职，而且还要努力工作，因为我要维持生计。也别存妄想成为艺术家的贪念，把名垂青史的名额让给年轻人吧。艺术有时是一种点缀、一份惊奇、一刻油然而生的喜悦，一缕穿透阳光的温馨，就足够了。对了，这叫艺术地活着……（20070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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