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不是个好学生。大学四年，跷课的时间比上课的时间多。即便人在课堂，也是心不在“马”的时候多。
　　
　　 JOHN
　　 美国人，大概六十多岁，面孔红红的。负责给我们讲《西方文化史》（westerncivilisation）。印象中我只记得第一课讲的是两河流域，JOHN在黑板上还画了地图。
　　 除了给我们上课，他还带研究生。其中两个爱徒M和C恰恰和我是好朋友，所以业余时间，我便有机会去看他们几个打桥牌。JOHN打牌很拘谨，也很死板，基本上根据他的叫牌，你就能大致猜出他的花型和点数。一旦遇上诈叫，他就只有傻眼的份。他怎么也不能明白M手上的牌连十点都不够，却敢叫7NT。每到这个时候，我们就被他的窘态逗得大笑起来。
　　
　　 大三以后不怎么见他了。毕业一年后却收到他的邀请去参加一个圣诞PARTY。据说是为了庆祝他获得在中国的永久居留权。虽然年届七十，却不甘服老，又创办一所名叫“东方”抑或是“世纪”的英文学校，不少我们院的老师被挖过去任教。我名义上是去看望他老人家，其实是盼着有机会与M或C碰个面，叙叙旧。JOHN已经不大记得我了，说话的时候明显迟钝了许多。还好他对M和C都很有印象，告诉我说他们俩刚走。
　　
　　 我沮丧透了。剩下的时间里，抱着酒杯坐在角落里独饮，直到张走过来和我寒暄。
　　
　　 张
　　
　　 张是我们的口语老师。只教了我们大约一年的时间，那时候他自己还在读研究生，年纪和我们相仿，并没有什么老师的威严。有时候讲着讲着会脸红，我记得班上很有几个女生暗恋她。
　　
　　 第一年的圣诞我被邀请去参加研究生和外教联办的一个PARTY，那个带我去的家伙在事先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下，竟然串通主持人叫我在晚会上唱歌。我一眼瞥到张正站在旁观的人群里，脸刷一下通红。当我用英文报歌名时，一心想着可别丢张老师的脸，以至于发音都有点儿颤颤的。
　　
　　 我的口语成绩一直不理想，上课的时候总是尽量不发言。记得最后一次小考，我的口语分数只有78分，在全班排倒数第一，和我并列“第一”的是一个山东潍坊的女孩子。甭说说英文了，她说普通话的时候都有点让人听不懂，属于先天不足的那种。
　　
　　 可见当时的我有多差劲。所以每次见到张，我都有点儿怪羞惭的。
　　
　　 X老师
　　
　　 我们的语法老师。我实在不记得TA的名了，说实话我连TA的面都没见过。整个学期我只上过一堂语法课，学期末的时候和同学讨论，我说上语法的那个女老师如何如何，全班同学都大跌眼镜。
　　
　　 原来该老师是个男的。我见到的那位女老师，只不过是临时帮他代课而已。全班以此为笑话，讲了两个学期。
　　
　　 林SIR
　　
　　 林SIR年纪很大，讲的又是很枯燥的《词法》，加上他眼神儿不是一般的不好，于是成了大家公认的跷课对象。
　　
　　 他通常会带一盏小台灯，放在讲台上照住书本，然后用十公分不到的距离，在书本上找字儿。偏偏眼神儿不好的他老人家，还特别喜欢上课点名。只是大家欺他看不见，往往一个人替三个人答“到”，于是明眼人一眼看去空荡荡的教室里，老头子一本正经地在本子上注明：到齐。
　　
　　 澳州回来的
　　
　　 不记得叫什么名，也不记得讲的什么课了。只知道他去澳大利亚呆过很长时间，发音有点儿怪，说“BUT”的时候，下巴蹦得紧紧的。爱把BANK说成“帮克”。偶尔给我们讲点笑话，说河南人喜欢把“CONTINUE”发成“抗体拗”，以至于我每每见到河南人，都会想起这个笑话来。
　　
　　 王英
　　
　　 王英是我所有老师中最认真最负责的一个，大一的时候她给我们上《阅读》，一周一次课，每课必点名，平时分数计入总成绩，所以上她的课，我是最老实的。
　　
　　 她那时规定我们每周要读一本原著，薄则几十页，厚则几百页，搞得很多同学都叫苦连天。为了考验我们是否真的有读过，她总在上课时给我们出一些与书本内容有关的选择题。我记得《红字》、《孤星血泪》都是那时候被逼着读的。
　　
　　 到大四毕业写毕业论文，误打误撞地王英成了我的指导老师。她那个组里面其它人的选题全都是有关语言的，唯独我一个人选的是文学。题目还起得特别大，叫《论海明威的行文风格》。
　　
　　 其实人人都明白，所谓的论文不过是“抄”文。我也随大流，跟着去图书馆抄。抄着抄着，竟然翻到了王英的硕士毕业论文，具体写的什么内容我忘了。只记得她的导师原来姓吴，曾翻译过哈代的《还乡》、《远离尘嚣》什么的。只是依我看来，王英要远远胜过她的导师。她导师翻译的小说，满篇都是“老爹”“俺”之类不伦不类的称呼，令人实在不忍卒读。
　　
　　 王英再一次体现了她的负责和认真。总是主动约我到她家去探讨论文的进展情况和具体内容，每次都给我用红笔在旁边标得满满的，说明修改的原因和方式。前后差不多改了三次。答辩前，又辅导了我一回，告诉我各种提问可能以及如何应对。
　　
　　 后来那篇论文得了个优。所以到现在我都记得王英，而忘了其他老师叫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