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沉默的份量
　　沉默可以在说在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中占了相当大的份量。他在概括自己的前期著作《逻辑哲学论》时说：“本书的全部意义可以概括如下：凡可说的都可以清楚地说，凡不可说的，我们必须沉默。”
　　
　　在维特根斯坦最初的观点看来，我们对语言和逻辑的运用范畴，应集中于科学领域。而对于非科学领域，如伦理、宗教、美学、文学等，虽不至因谈论它们而遭到批判，但是思辨的形而上学，是完全被排除在“可说的”和“有意义的”范围之外的。也就是说，维特根斯坦将它归在了应该对其保持沉默的一列。
　　
　　关于沉默的重要性，维特根斯坦在解释他《逻辑哲学论》的写作初衷时曾说过：这本书由两部分组成：这里描述的部分和我还没有写的部分。确切地说，正是第二部分相当重要……当其他人正在那里夸夸其谈，我则努力通过沉默，把每一件事牢固地置于恰当的位置……与之相对应的，巴特利举中国画为例，认为在它们最有创造性的时期，一幅画的关键部分就是它被省略的部分。
　　
　　维特根斯坦还认为，价值、意义，如同逻辑一样，不能自我解释和自我证明。只能通过语言显示出来。喋喋不休的自证是应该被摒弃的。
　　
　　除了维特根斯坦自己关于“沉默”的一些说法，我是这样来体会他的“沉默”及其影响的。在他的一生当中，与其它哲学家宏卷巨著相反的是，他只出过一本薄薄的小书，只发表过一篇短短的论文。当然，仅只这一本书，已足以垫定他在哲学界的地位——罗素由该书的初稿看出他是一个“可当哲学家的天才”，后人则由此书将其评价为二十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他对沉默原则的奉行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甚至于不欲将他的“沉默”强加于人。这比起许多人时刻准备将自己塑造成权威的做法，恐怕不止是谦逊那么简单。尤其是后期哲学研究中，他甚至不认为哲学应该去干涉范畴的划分——比起有的哲学家认为自己有资格对整个世界指手划脚来，维特根斯坦一直试图将哲学家的干预能力减至最低。这也是为什么他会从实体认识论转为相对主义者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概是受维特根斯坦个人魅力的影响，巴特利著《维特根斯坦传》的同时，也延袭了前者的做法。他花了十年时间，走访了维特根坦生活过的地方（其中有一部分经历被称为是“丢失了的生活”），查找了大量的一、二手资料和文献，但最终发表成文的，却只是一本不到二百页的小册子，除去同样重要的前言、跋和每一章后面所列的注释，真正的内文恐怕不到一百个页面。我们也可以说，重要的一部分，是巴特利没有写出的那一部分。巴特利努力用“沉默”，表达了他对维特根斯坦的敬意。他对维特根斯坦私生活的不予置评，以及对后者哲学理论的不妄下论断，虽然造成了我判断上的困难，但也足以引起我这个哲学门外汉对作者的敬意——不置可否、无立场，本就是维特根斯坦一向所提倡的最佳旁观角度。
　　
　　联想如今出版界出书如卖注水猪肉，各种传记未经调查就仓促成文，文中不乏猜测、妄估和夸大之辞等现象，这本小册子足以教会我远远超过它标价十倍不止的价值和道理。
　　
　　二、和穷人一起生活
　　维特根斯坦出身贵族家庭，衣食无忧。却于一次大战结束后放弃了富庶生活，将所有财产分散于兄弟姐妹以及慈善机构，然后只身一人去到奥地利偏辟小乡村，担任了长达六年的乡村小学老师。
　　
　　不能说维特根斯坦的这种做法是出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高尚的奉献精神。一方面他当时深受维也纳学派教学改革的影响，试图参与这种改革，另一方面大概是因为受了托尔斯泰所描写的“理想的”农民形象的蛊惑。也许我们可以将它理解为贵族的“平（农）民情结”。于此同时，我正在读的另一本书，描绘了当初俄国新民意党（党员多数为贵族军官）暴乱时平民的感受：只听说过鞋匠闹革命想当贵族的，没听说过贵族闹革命想当鞋匠的。归结起来，所谓的“革命”，要的不过是一个折腾。
　　
　　我不敢说维特根斯坦主动将自己下放到农村也是源于一种折腾的需要（但也不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他确实在六年的时间里品尝了各种与穷人打交道的滋味。和托尔斯泰描写的“坦率”和“真诚”相反，奥地利乡村的农民叫维特根斯坦见识了他们虚伪和粗俗的放纵。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孩子尚未染上这些“低劣”的品性，估计维特根斯坦早在第一年就迫不及待逃出那里的乡村生活了。
　　
　　由于父母们的不理解外加偏执，维特根斯坦与学生之间的融洽被认为是别有用心。为此他们甚至以“体罚”为由将他告上了法庭，这倒也成为了维特根斯坦下决心结束他乡村老师生涯，回到他熟悉的剑桥大学的一个重要事由。
　　
　　虽然维特根斯坦未能将他的几个得意门生培养成为比较出众的人物——他们大多因为家庭的阻挠而提前放弃了学业，但是这些本应只知道种地的家伙，却在多年之后，能流利地复述出“说谎者悖论”和关于语言的实验话题，而当作者第一次去到他所呆过的乡村，随便问一个跪在地上拖地的头发花白的老妇，有没有听说过维特根斯坦这个人时，那个老妇站起来大声地说：哈！当然！不瞒各位，每每读到这里，我都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
　　
　　三、关于“性”
　　这本传记之所以掀起哗然大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披露了维特根斯坦的同性恋身份。为此《基督教世纪》将此书看作是“一本不贞的传记”。
　　
　　巴特利却认为这是使维特根斯坦成为“全人”（human-all too human，书中译作“太人的”）而非哲圣的先决条件。但是这种对其同性恋生活的描写是非常隐晦的，只大略地提到他曾去过一些同性恋聚集的地方，30年代返回剑桥后，认识了斯金纳，共同生活，共同工作，始终是伴侣，直至后者1941年早逝。这些少得可怜的笔墨实在当不起它所遭受的抨击。所以巴特利用了更多的笔墨，去驳斥那些试图曲解他文字、从中看出不洁倾向的人，同时也强烈地反对某些表现主义派将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与他的同性恋倾向牵强地联系在一起。在巴特利看来，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形成以及研究方向，很有可能与同性恋倾向有关系，但更有可能的是：一点关系也没有。读到这里，我简直有点儿乐不可支了。忍不住跑点小题，当年金岳霖受邀去演讲，题目是旁人帮他定的，叫做“文学与哲学的关系”，金教授讲了大半晌，得出的结论是：文学与哲学没关系。哈哈。
　　
　　（译者在序言当中，有一段文字也很有趣：17世纪初，西方的许多国家在性问题上仍然有“某种坦诚”，“性活动无须隐蔽”。到了维多利亚时代，性行为才受到严密限制，从公开场合搬回家庭，并归结为一种十分严肃的功能：种族繁衍。——请允许我就此点再做一番无谓的联想。最近在《读书》上读到关于“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篇文章，指出美国未能在宪法中做明确规定，倒是德国于宪法中含糊提到了“补偿原则”。但是在我看来，各国的婚姻法，无异均为私有财产法做了有效的补充。在某种程度上，配偶均在法律上成为公民们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财产——灵肉均在保护之列。所以我很想建议一下，将“第三者插足罪”改为“侵犯他人私有财产罪”，而将主动搞婚外恋者，定性为“监守自盗罪”。）
　　
　　巴特利同时还指出维特根斯坦，如甘地和弗洛尹德一样，都是禁欲主义者。我告诫自己，尽量不要再用看怪物的眼光来看他们，也许他们和素食主义者一样，认为荤食和女人都是容易干扰自己肠胃和大脑的重要因素吧。
　　
　　四、其它，杂七杂八
　　1）自杀情结；
　　维特根斯坦一直有自杀情结。这大概和当时的环境有关系。他的三个哥哥先后自杀。而他所崇拜的魏宁格，也选择了自杀。据说他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就是准备去送死的。结果他被俘的时候，正骑在炮架上吹口哨。
　　（本传记一共两次提到了他的“吹口哨”，一次是这次。还有一次是指他当时应邀参加各种学术演讲和辩论，为避免发言，干脆给大家表演吹口哨。）
　　
　　2）师徒
　　值得一提的是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关系。有一次维特根斯坦跑来让罗素判断他是天才还是傻冒：“如果是傻冒，我就去开飞艇；如果是天才，我就会成为哲学家。”如果不是罗素慧眼识才，维特根斯坦很有可能选择去开飞艇，而不是当哲学家。
　　与其说他们是师徒关系，不如说是互为师徒。罗素称维特根斯坦的理论对他有“深刻的影响”。当然，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给罗素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因为它几乎是对罗素倍加赞赏的前期哲学理论的全盘否定，以至在商讨是否该提供给维研究基金的时候，罗素花了很长时间才下决心表示同意——也正是缘于罗素的宽容，维特根斯坦才有机会如后人所说：两次为哲学指出新方向。
　　
　　3）维特根斯坦其它方面的天才
　　维特根斯坦对开飞艇的向往，并非是无来由的。他一直讳言自己的哲学家身份。就在30年代担任三一学院哲学教授期间，他还坚持在维也纳的户口本上，将自己的身份填为“建筑师”。事实上他为自己的姐姐设计了房子，并且为自己建造了一幢房屋。
　　而在乡村教书期间，他曾帮乡民们修好一架蒸汽机——连从维也纳请来的工程师都未能修好它。
　　另外他还练过单簧管，会吹口哨，做过园丁。我相信他即便不做哲学家，也会有其它很多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