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们和法律家们近来空前地团结起来了。他们同仇敌忾，对深圳中院和富士康企业集团口诛笔伐，情绪化的文字充斥报端，乃至将其喻为“新闻界的911事件”。
　　
　　事件起因是《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在一篇报道中，指称富士康是一家“血汗工厂”，被后者起诉到深圳中院。起诉干犯众怒，是因为人们认为这起诉讼不寻常，原告在公然挑战公众知情权：一、起诉标的达三千万，匪夷所思；二、原告选择两记者为被告，而不是报社为被告，并且申请查封了两记者的财产，这是迫害记者，压制新闻。
　　
　　记者们、教授们、律师们义愤填膺，公众的不满情绪像荒原上野火，蔓延开来。重压之下，原告将起诉标的改为“一元”，解除了对被告财产的查封，深圳中院出面表态将尽快结案。原告欢呼：“这是全国新闻同仁的共同胜利”。
　　
　　如果说全国新闻同仁共同胜利了，那么，谁这场媒体审判的失败者？我以为是法律。激情之下无理性，让我们心平气和地从法律和法理上来讨论。
　　
　　先说三千万。法学教授们认为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记者哪来三千万？这是让记者倾家荡产。法学家说出这样的外行话，我很诧异。在侵权赔偿案件中，原告的索赔额，向来不是根据被告钱袋的大小来猜度，而是根据原告损害的多少来衡量。被告有多少财产，原告哪里知道？最高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十条规定：“公民、法人因名誉权受到侵害要求赔偿的，侵权人应赔偿侵权行为造成的经济损失。”法律明白无误，专家何以不知？经济损失不仅包括经营损失，法理上还包括商誉损失。富士康作为全球500强企业里的第206强，商誉是其身家性命，价值当以亿计。《第一财经日报》“血汗工厂”的报道在全球广为传播，对原告商誉形成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当是确凿无疑的。如果报道确实侵权，3000万损害主张过分吗？即使原告请求有水分，这也是诉讼惯例。至于原告如果胜诉，记者会不会永世不得翻身，法律上，并非原告需要斟酌，而是立法者及报社经营者需要思量的-------这可以通过个人破产免责制度和保险制度来解决。被告资不抵债也是诉讼常情，否则就没有必要制定破产法了。何以一涉及记者，大家如此情绪失常？
　　
　　再说查封。查封是民事诉讼诉讼中律师常用的武器。法律上，财产保全的目的只有一个-------防止被告转移财产。实务中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对被告施加压力，促其就范。律师同行们，我说的不是真话吗？查封主要是限制的财产转移，而不限制财产使用-----金钱除外。查封虽会造成不便，但通常并不对被查封者的生活造成巨大损害。本案当事记者也称，被查封的车辆、房屋仍可正常使用。原告为了查封，向法院提供充足的金钱担保，保证如果查封错误，将会得到赔偿。在被告利益有了可靠担保的前提下，法院查封被告之财产于法于理，皆无不合。如果被告确实侵权，查封理属当然。如果被告稳操胜券，又何惧查封？
　　
　　最后来说诉讼主体。原告将记者而不是报社作为诉讼主体，在大陆法上确属错误。原告是故意还是过失，无法确考。问题是从诉讼技巧上来说，原告的错误是被告的天赐良机。稍通法律的人都知道，程序上的主体错误，一定会招致实体上的败诉判决，被告因此可以高枕无忧，何必怒火中烧？据我的推测而不是确证，原告和法院的这一错误，并非是基于故意和阴谋，而是基于过错。如果深圳中院的法官们真的心怀叵测，暗通被告，那么这岂非在帮倒忙？本案的背景是，原告属一家台资企业，据网上消息，曾在台湾按照这种方式，起诉过记者，案件被法院受理过。据报，台湾某企业中国区总经理对新浪科技表示：“状告媒体记者，其实是台湾企业惯用的一种手法。”也许正是法律知识的差异导致错误的发生------当然这也只是推测。
　　
　　当事人和法院在程序上发生错误，诉讼中时常发生，法律从来就不指望法院和当事人一贯正确。民事诉讼法上专门设立有驳回起诉制度，准许法院立案错误后以裁定的方式驳回起诉。立法者为司法者专门设置此条后路，就说明立案错误在法院并非罕见，媒体为何一口咬定这是故意迫害？如前所言，名牌法学教授都发生了难以理喻的常识错误，法院为什么不可能？即使原告是有意为之，意图对记者施压，被告也可以依法抗辩。诉讼从来就不是请客吃饭，它是对立双方的法律战争。敌对双方互相施压也是诉讼常态，大家尽可依法出牌，而不是鼓动公众的情绪，挟民意以令法院。
　　
　　打压新闻，当然令人切齿，新闻监督必须誓死捍卫。但媒体应当牢记在心的是，这里有另一重要价值必须同时捍卫，这就是司法的独立审判权。媒体应当有高度的职业自觉，切忌让媒体的监督沦落为媒体的审判。本案中，法院尚未开庭，新浪网已公然进行媒体审判，在网上搞所谓民意调查。民调设定的问题是：“你认为第一财经日报记者的报道是否侵犯了富士康名誉权？”备选答案是：侵权，未侵权，说不清楚。至笔者写作此文时止，有83.7%的网民投票认定媒体未侵权！他们看过原告的诉状和被告辩词吗？没有！他们见过双方的证据吗？没有！他们听过双方的辩解吗？没有！这样的媒体审判如果发生在英国，法官大人很可能要动刑的。英国史的作者麦考利一再警告人们：“公众情绪是非常容易高涨和激动的，以至于谣言毫不费力地就会得到一般人的相信。”
　　
　　媒体的情绪化有其社会根源，毕竟本案涉及到新闻监督和民工权益保护等重大公共利益，媒体希望尽到他们的职责。但我愿意同时提醒大家，被告报道是否侵权，原告说了不算，被告媒体说了也不算，必须也只有让法院说了算！公正的审判不会危及公正的舆论。我不是说，对于法院出现的错误，媒体不能评论。我认为，媒体不仅可以评论，而且可以反复地评论，但评论应当在理性、法律和法理的层面上进行，情绪化的语言、错误的法律判断会诱发情绪化的民意，形成媒体审判的后果。我还要声明的是，我并不相信被告的报道文章纯属无中生有，更不是说原告就是好人，而是向大家说明一个基本的法律道理，这是就作为当事人一方的媒体，不宜联合全国的媒体同行和学者对法院施压，这样会玷污你们自己的公众形象，让人觉得你们在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必须保障原告-----那怕他是全世界的罪人----诉诸公正审判的权力！如果富士康确属“血汗工厂”，你们可以在公开的法庭揭露他，用一张又一张的铁证证实他，法庭是你们昭示正义的最佳舞台。法庭外的联手打压，会让人觉得你们自己理亏，你们自己胆怯，你们被人捏住了把柄。
　　
　　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告诫说：“为了保障自由，报纸必须证明自己有理由得到自由。一家自由的报纸必须是负责任的报纸。报纸的权力是很大的，它决不能滥用它的权力。” 我以为，如果媒体们试图在法庭之外联手将原告诛杀，这决非是全国新闻同仁的共同胜利，而是新闻同仁的共同耻辱。媒体不仅要捍卫自己的尊严，更要捍卫法律的尊严。即使在为自己的利益而战之时，也不能忘记为法律而战，因为“无法律，无自由”。
　　
　　文章写到此处，消息传来，富士康与《第一财经日报》达成了和解，双方互表敬意。对于争议之报道是否真实，富士康是否是“血汗工厂”，和解声明只字不提。口口声声为正义而战的《第一财经日报》，再也不谈正义了，再也不谈弱势群体的保护了。这是新闻界的胜利吗？这是法律界的胜利吗？这是新闻界和法律界的共同耻辱！现在我要问一声：
　　
　　真相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