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居住了一年，五角场是我的中转站。我住的上海体院在嫩江路附近的老房子，那里也叫中原小区，九五年我已在蕉岭住着新盖的五层楼房，煤气卫浴一应俱全，而在这个国际大都市的贫民窟里，没有卫生间，烧饭要生煤炉，没有电话，那时手机刚兴起，在上海的公共电话很远，主要靠呼机联系，往往不是什么要紧的事，人家呼了也要赶一千八百米去复机，一个公共厕所离住家也成百米，在我的门口是一大片荒地，杂草荆棘零乱的几棵树，壕沟土包与水洼夹杂着拉圾就是这几十亩荒地的全部内容，晚上每当小便，我或者客人便在门口解决。我从偏僻的山城来到闻名中外的大都市，其实是来到都市的村庄都算美化了。
　　
　　在上海的阿兰，她是来过我家的，她希望我在这里坚持下去，她也尽量的把那旧房子粉刷得干干净净，她知道委屈我了，但我并不觉得惊异，既然来上海出远门，也不是冲着享受来的，但我真的很感谢阿兰，没有她的支持我不可能到上海，在我一辈子的生涯中，能在上海住半年，我觉得也是人生一个难得的积累。
　　
　　上海给我的印象是老牛拉破车，但名声是很大的。在十年后上海在很多方面仍然很落后。我很常到五角场坐五十五路车到外滩或更远的地方，有一次我坐在车上等待开车，突然车上的市民一窝蜂下去上了另一辆刚到的车，原来是为了省五毛钱的原因，后来我去北京，我觉得在大城市生活的大多数的百姓们，他们过的是小心亦亦的生活，他们世世代代都为自己的城市背着沉重的包袱，他们就象城市里数不清的基石砖瓦默默无闻地维系着这些城市最根本的东西，如果他们有一点儿生活上的突破，他们就会露出天真的满足的笑容，可怜的老百姓啊！
　　
　　在上海我认识了一帮土生土长的朋友，上海人在我的脑海中是很好的，他们非常热情坦诚地对待我这个广东人，我曾经和一个五角场画廊的顾林森老板认识，他按照我的建议把他的画廊命名为《五木画廊》，在那里还和他与徐悲鸿的外甥杨南荣到小餐馆吃过几次饭。我经常把上海人介绍给上海人认识，把苏北人介绍给宁波绍兴人认识，我把老顾他们介绍给上海空政学院的军官，把杨浦区画院的朋友介绍给上海体院的书画爱好者，在我那个贫民窟里，他们经常欢聚在一起，那时候经常饮的是一块八毛的加饭酒，在我隔壁的裱画师小朱是郑板桥兴化老乡，他也非常善饮，我们都是当时的好朋友。
　　
　　现实的冷酷最终冰冻了充满诗意的暖流。但上海给了我很多愉悦的回忆，阿兰始终和我保持着联系，而我那些朋友一直未知近况如何？我祝他们生活愉快！也许有那么一天，我们重新聚首，那开怀的欢乐会又一次激活远去的青春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