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这是与万物合一并入神秘的存在之域以后才能出现的澄明的文字，而这等文字在刘亮程笔下几乎可以说是触目皆是，显然，在他眼里，就好象在存在里面一样，没有什么东西是优越的，也没有什么东西是低劣的，一切都是为了构成同一个整体，齐一等物！看来，刘亮程已通由另外一条道路到达了庄子齐物论的境界，在那里，人类无知的以一己为中心的傲慢是踪影无存的，相反，每一个渺小的生灵都可以成为一个宏大的精神事件，成为一条拥有无限深度的精神通道。我相信，那是一条温暖的道路。
　　
　　2、其实，类似的文字我也曾在英年早逝的散文家苇岸、美国思想家梭罗笔下见到过。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已在林贤治的名文《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中获得过追认，并作了高度的评价，但我认为苇岸虽天性纯良、意志坚忍，却过于愚钝，才识皆欠，在长年如一日的对自然的观察中，拥有了一定的厚度，而广度、深度都有所亏欠，到了刘亮程手里，厚度、广度、深度，甚至高度都有了，他那纤细的思想的触角能够完全延伸到事物最微妙的细部，并有了全新而又深刻的生命体悟；而梭罗更是文明世界中偶尔抽身而至的匆匆过客，他的一时矫情在他同时代人眼里便已成诟病，何况是百年而后的我们，而对自然生命的实验性体验又完全依于他内心的瞬间冲动，兴动而来，兴尽而去，纵然悟性再高，纵然《瓦尔登湖》通篇都是智慧，又哪里比得上如刘亮程这等将生命的根须深深扎于大地深处的自然的吟唱者！
　　
　　
　　3、刘亮程可以坦然得象大地上的玉米瓜果一般的成长，然后在风中老去，但作为一个有灵性的人，他对时间又同样的敏感，他说：“一棵树枯死了，提前进入了比生更漫长的无花无叶的枯木期。其他的树还活着，枝繁叶茂。阳光照在绿叶上，也照在一棵枯树上。我们看不见一棵枯树在阳光中生长着什么。它埋在地深处的根在向什么地方延伸。死亡以后的事情，我们不知道。
　　 一个人死了，我们把它搁过去－－埋掉。
　　 我们在坟墓旁边往下活。活着活着，就会觉得不对劲：这条路是谁留下的。那件事谁做过了。这句话谁说过。那个女人谁爱过……”他还说：“草，大概五年时间长满被人铲平踩实的院子，
　　 蛀虫打算用八十七年，把这棵木梁蛀空，然后房顶塌下来。
　　 风四十年吹尽一扇门上的红油漆，雨八十年吹掉墙上的一块泥皮。
　　 大概要一千八百年，墙根就彻底毁了。
　　 一根扎入土的钢筋，带给土地的将是永久的刺痛，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能够消磨掉它。除了时间。”生命楔入时间，或者说反过来讲也可以，时间楔入生命带来的都是一种隐痛，它来自于生命，因为生命并不象草一样在野火中熄灭；本来生命可以和时间一起老去，无痛无觉，可是作为觉醒的灵魂，人，还要面对着大地上的无数纷繁人事，在被风吹老的同时，还要挣扎一生。直到暮色苍茫时，才又回头发现："许多年之后，你再看看，骑快马狂奔的人和坐在牛背上慢悠悠赶路的人，一样老态龙钟回到村庄里，他们衰老的速度是一样的，时间才不管谁跑得多快多慢呢。"这种在时间中熄灭了与时间奔跑的无知无疑是生命的大智慧，按说四十岁才是人生智慧的开端，用孔子的话说是“四十不惑”，但刘亮程这种生命智慧的获得却在四十岁以前便已完成。
　　
　　
　　4、我们是否丢失了人类一些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神话，而这些记忆和神话就直接来自于我们处身于其中的自然世界，它们曾经象阳光、雨露一般地滋养着我们，而一旦被我们遗忘之后，唯一留下的却是我们人类无来由的傲慢和偏执，带着这万丈无明来面对天地万物。刘亮程说：“人的灵魂中，其实还有一大群惊世的巨兽被禁锢着，如藏龙如伏虎。它们从未像狗一样咬脱锁链，跑出人的心宅肺院。偶尔跑出来，也会被人当疯狗打了，消灭了。在人心中活着的，必是些巨蟒大禽。”我倒愿意将这段澈悟的文字看成是对世俗灵魂的批判！
　　
　　5、多年来，我一直相信，文字中有一个最高的境界，那便是与自然万物、宇宙苍生歙合无间的境界。有时侯我又很怀疑，我不知在祖国大地上悄然抵达这一境界者有几人，如果再多几个刘亮程的话，那么势必会令一批长年摩挲文字的职业写家陡然惊起，就象当年福楼拜读到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时喊出“罢了，罢了！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一样地悲凉，入坠冰窟般的寒意透了上来，因为在云遮雾罩、峰回路转的艰难跋涉时，却突然发觉有人已经似乎毫不费力地稳稳地立在路的尽头，而自己的那多年自珍的一串歪歪斜斜的脚印竟一下子成了对自身努力莫大的讽刺，这种情形的确会令许多力争上游者的文学雄心冷了大半，但从中是否也递给我们一个启示：抵达文学最高王位的路径除了纯知识一途以外，应该还隐藏着另外一条更加玄妙而又具体切实的永不隐匿永不消退的道路。
　　
　　6、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语言是一个民族的群体或普通自我的创造性表现之一，如果创造力沉寂睡去，语言也会停滞不前。”而那种最高的创造力，只有让它扎根于生活的沃土才能完全苏醒过来，同样，一个优秀作家的诞生，也会因其全新的艺术才华必将会给民族语言带来全新并富有启示性的面貌，我想，刘亮程在中国当代文坛的诞生便应属于这类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