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发来短信说，最近阅读了文言文，觉得文言文太优美了，恢复文言文才好。那几个提倡白话文的人太不应该了。
　　我回复，这是历史潮流。就凭他们几个人，怎么能推翻文言文而推动白话文的发展呢？其实，白话文的发展潮流早在明清就已经开始，到了传教士用白话翻译圣经，已经是革命的前夕，五四运动正好揭开了革命的序幕。历史潮流是谁也阻挡不了的。在当时，也有不少顽固派力保文言文，不是失败了？后来也有十教授联名要复辟文言文，也不是螳螂一臂？
　　任何艺术形式都不可能保持永久的生命和活力。每种新的艺术形式的诞生，都是人们玩出来的。等到玩到有其理论的出现，它就开始萎缩、灭亡。严厉点说，艺术理论是艺术的桎梏，甚至是杀手。
　　每个艺术大师的出现，正是他们摆脱了前人的桎梏，独树一帜。
　　艺术是从劳动中来。到了工余，人们欢聚在一起玩乐，把劳动号子玩出来，就成了诗歌和歌曲；把劳动动作按旋律玩起来，就成了舞蹈；把看见的景象画出来，就成了美术。后来，文人把诗歌写得更规范和更高雅，便有了《诗经》。但诗成了神圣的经，就不好玩了，要按照一定的格式来创作，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打击了人们的性情，历史终于进入了楚辞、汉赋、乐府。新的艺术形式原本是没什么拘束和理论的，当有人用理论来规范它时，它就开始走向没落而被别的艺术形式取代。
　　如诗，到了唐代，发展成了近体诗，走到了历史的巅峰，格律诗走红，受人崇拜，纳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写诗，已经不好玩了，而是一种任务，学习的任务，政治的任务。诗人们受不了，业余时间就跑去酒吧填不受约束的长短句，叫歌女演唱。因长短句不登大雅之堂，你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谁都可以创造一个新牌子，也可以增减里面的字数，从一牌多体就可看出，人们就这样无拘无束地把词玩出了性情。词，终于被人接受，并超越了唐诗。譬如李白，诗已写到登峰造极，为何还要去填写“下三烂”的词，就是因为他觉得诗已经玩不出什么真性情，唯词可以聊佐诗余。
　　“词是诗余”这是宋人对词体共同的基本认知，所谓“播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北宋文坛领袖、诗文革新的主将欧阳修也是认同的，他说：“因翻旧阕之辞，写以新声之调，敢陈薄伎，聊佐清欢”。陈师道对苏轼“以诗为词，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的评价，正是基于诗词在意境题材方面的差异而言的，也是基于对“词是诗余”的认同而言的。
　　到了宋朝，词终于成为文学的老大。老大要有老大的样子，西装革履、马褂长袍，容不得半点马虎，要板起脸，不苟言笑，生生地把性情扼杀了。诗人们对词敬而远之，偷偷跑去剧院填曲取乐。曲子是属于庸俗的艺术，正好适合这帮表面道貌岸然而内心需要玩乐的性情中人，文人们放下架子和戏子同台竞唱，不小心竟把曲子唱成了元朝的大哥大。这时候，又有无聊的文人为曲披红挂绿供奉起来，人们对曲也不敢玩弄了，便玩起了笔记文学。
　　从艺术的发展历程看，往往是那些不经意的游戏最具性情。别说文学，连舞蹈也是这样，现在不少流行的舞蹈正是通过嬉皮士发展起来的。只要有性情的东西，最能接近读者，而貌似权威趾高气扬动不动就对读者颐指气使的文字，却最招人反感。以其呕心沥血去写那些令人反胃的文字，毋宁嬉皮笑脸地玩弄真性情的东西，把艺术还给自然和快乐。(含标点1200字)
　　2006年3月19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