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阿波罗的光辉
歌德这样看待法国大革命：
“我不会是法国革命的朋友，这倒是真话，因为它的残暴行为伤害了我的精神，每日每时都引起我的愤怒，而它的有益的后果当时还看不出来。此外，当时德国人企图人为地把那些在法国出于大的必要而发生的场面搬到德国来，对此我也不能无动于衷。”（35）
“可是，由于我厌恶革命，人们就把我叫做‘现存制度的朋友’。这是一个意义非常含糊的头衔，恕我不能接受。现存制度如果是卓越的、好的和正义的，我根本用不着反对它。现存制度如果既有很多好处，又有很多坏处，也就是说，它是不公正的和不完善的，那么，现存制度的朋友往往就是过时的东西和坏的东西的朋友了。”（36）
“另一方面，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只有产生于它自己的本质，它自己的一般需要，而不是猴儿般模仿其他民族的东西，才是好的。因为对于某一国人民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上是有益的营养，对于另一国人民也许就是一种毒药。所以想把不扎根于自己民族的内在本质、不适应自己民族需要的外国革新引进来，这种企图总是愚蠢的；而一切类似的预期的革命总是不成功的，因为这种革命没有上帝支持，上帝制止这种胡作非为。”（37）
歌德曾目睹法国大革命的全过程，在它发生的时候，歌德基本持赞成态度。但是当他看到雅各宾派的专政所导致的流血和恐怖，就开始否定暴力革命。他认为革命来自于政府的腐败和独裁，政府应该做到廉洁公正，用温和的改良措施来避免革命。歌德广博、均衡、和谐、宏伟的自身质素使他无法接受革命这种激烈血腥的暴力行为，他渴望一个仁慈的君主，想魏玛大公爵那样，贤明而公正，如果社会出现问题，那么就实行温和渐进的改良措施。
“我当然不是革命暴徒的朋友。他们的目的在于劫掠和杀人放火，在为公众谋福利的幌子下干着最卑鄙的自私勾当。我不是这种人的朋友，正如我不是路易十五的朋友一样。我憎恨一切暴力颠覆，因为得到的好处和毁掉的好处相等。我憎恨进行暴力颠覆的人，也憎恨招致暴力颠覆的人”（38）
“你知道我非常欢迎任何使我们看到未来远景的改良，但是正如我刚才所说的，任何暴力的和跳跃式的革命都在我心里引起反感，因为它不符合自然。”（39）
法国大革命并没有给歌德带来欢欣的鼓舞，他没有为人类在一定意义上的解放而欣慰。他甚至没有为拿破仑的异族统治而为德意志的土崩瓦解感到深切地悲痛。他看到了自然中的交替变化，螺旋的或者直线的上升与下降，却不肯在大的关联和承接的关系中来看待政治和历史的变迁，因此很多人把他划为保守的一派，他眼中的历史仍然是他心中的世界，他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掷入历史之中。他在主观上不是一个喜欢参与政治的人，尤其和艾克曼批评了政治诗，认为那仅仅是政府的喉舌。他认为自由的欠缺不在社会而在个人：
“至于人们谈得很多的‘维特时代’，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它当然与世界文化的进程无关，它只涉及每个个别的人的生活进程，个人生来就有自由的天性，却不得不使自己适应和学会陈腐世界的限制个人自由的种种礼仪。幸福受到妨碍，活动受到阻碍，愿望得不到满足，这些都不是某个特殊时代的缺陷，而是每个人的缺陷。”（40）
在歌德的意识中，人永远是核心，体验和想象是起其创作理论的精髓，社会和历史似乎成了人的一种附加，一切要归结到人上寻找终极原因。历史与其说是一种流动的变迁不如说是一种人的情感和经验的变化，所以才会对正在到来的秩序对诸事物的制约视而不见。一切都是整体中的关联而不是历史的割裂。就歌德所处的历史环境来看,当时的德意志四分五裂,没有一个统一和权威的君主,有教养的人被排除在政治以外,宪法得不到执行,文学和出版业、新闻业都低迷不振,人民的情绪委靡颓唐，社会的重担压在少数的精粹人物身上。德国不具备革命的客观历史环境。如果说卢梭是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那么歌德更像稳定舒朗的太阳神，永远用一种博大和慈祥的姿态来看待世事的变迁，永远不要以一部分的牺牲作为对整体的成全，他要上帝神光的沐浴和君王贤明的泽被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温和稳步，而排斥暴力血腥。这与他的自然观仍然一致：
“在生气勃勃的大自然中，万物均和整体相联系，大自然中的一切，特别是最普遍的力和元素，处于一种作用和反作用的永恒关系中，所以我们可以说每个现象同无数的其他现象是相关联的。”（41）
所以，血腥、屠杀、暴力永远是晦暗的阴霾，而人，上帝将慈爱和光明莅临的人和生灵，才是绿色的生命之树的果实，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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