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里每次征文的题目，都很经典，很深邃，很难写。要参加应征，不出几身汗，不触及一番灵魂，你真不好意思拿出手。在《我的选择》这个题目面前，转游了几天，我还是“老虎吃天，没法下口”。正如林友们所说，人的一生就是选择的一生。只要他那口微弱的气不咽，他的选择就不会停止。
　　
　　 理想是选择的前提，理想是主观的，美妙的，单纯的。但选择的成份却复杂得很，艰难得很，往往是“心想而事偏不成”。特别是在我们国家，在我们那个年代，尤其如此。说改革开放这好、那好，我认为，具体到一个人，最大的好处是：你有了选择的权力。这是个社会的伟大进步！我们所津津乐道的所谓自由，很大程度上，不就是选择的自由吗？在这篇短文里，我不打算说那些大道理，大家不爱听，我也讲不明。我只想以我走过的路，说说有了选择权力之后，性格在选择上的体会。由於性格不同，在同样条件和环境里，对于选择会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结果就不尽相同。
　　
　　也可能由於我生在黄河边沿，（院子离黄河，不足二百米）。喝黄河水长大，性格也和黄河水一样，只会走直路，不会拐小弯，只会向前，不知退后，山大山小，闯过去再说。即使悬崖峭壁，一头栽下去，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虽然痛苦，总要迈步。
　　 1988年春天我五十岁，那时我正处於所谓的创作最隹时段。冤狱已彻底平反，作品连连见报（刊），接二连三地获奖……这时，社会上开始拨乱反正，单位开始评职称。先是自我宣讲，题目是“你是怎样走进文学队伍的？”，“你有那些在社会有影响的文学作品？”题目一公布，全机关哑然了。大眼瞪小眼，摇头对感叹。许多人的鬓角隐隐冒出了汗珠。没等会议完，我喝了铁水似的，径直走到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在假山上疯了似的跑上滑下，衣服都湿透了，迎着寒风，心里却在喷火。不吃不喝，一连躺了两天两夜。在一阵又一阵的冷汗、热汗中，脑子里翻江倒海似地在斗争，在反思……
　　是呵，我是怎样走进文学队伍的？我是给疯子、傻子、憨子，抬着轿子，吹着喇叭，写着类似“一个萝卜六亿三，全国人民吃一天”那样的文字，走进文学队伍的。什么作品有社会影响？“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用诗歌写大寨我是全省的第一人；我长驻昔阳、大寨，三年之久，连大寨赶赴北京会演的剧本，都是我执笔。不谦虚的说，有一定影响。但是，一瞬之间，大寨垮了，大庆倒了，不分昼夜，呕心沥血的文字，是功，是罪？是光荣，是耻辱？这些东西，能说吗？能写吗？说出去，写下来，别人如何理解？即使别人甚至领导，都会以社会和时代为借口，堂而皇之地搪塞过去，“大家不都是那样走那过来的吗？”但是，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对着自己的灵魂，该如何解释？对着你一生孜孜不倦所追求的理想，如何解释呢？我几乎要疯了。……
　　像黄河经过壶口那样，一番暴怒，终归在山谷中平静下来之后，理性告诉我：上当了，受骗了，文学是个吃人肉，喝人血，却不吐骨头的魔鬼！她迷惑着我，纠缠着我，将我的青春、爱情、心血，统统喂狗了！不能再干了，一天都不能再干了！再干下去，将像一把麦糠，死无藏身之地！
　　 当天晚上，将那些所谓的发表的、或没发表的作品，统统收罗起来，在厕所的角落里，“纸船明烛对夜烧”了。抽屉没锁，桌面上的东西没收拾，给谁也没打招呼，（包括亲朋妻儿）用实际行动宣布：我失踪了！
　　 重新出现在机关，已是半年之后，我正式交上一份辞职报告。以后的日子，正如在《北方的山北方的河》后记里写的那样：“如同一位改嫁的村妇，一旦寻得如意郎君，过去的一切，就死掉了。”拒绝文学，拒绝诗歌，甚至拒绝文化，拒绝文字，尽可能地发泄对文学的厌恶和报复情绪——这便是当时的心态。
　　 深山老林里，近乎原始的生活，尽管是艰苦的，惨痛的，但精神却是轻松的，愉快的。当时想：我失去的是虚幻、缥缈、自欺欺人、害人害己的所谓文学、诗歌、戏剧，但得到的却是，整个中条山东麓的地质、矿产资料，发现和开发了具有巨大意义的矿产资源，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条山区民众的贫穷落后和生产生活的结构方式。对离开文艺界，当时的选择是对的，不后悔，不埋怨。
　　 直到1996年7月突患脑溢血，在治疗、恢复、致残期间，休闲时重新开始建立看书、阅读秩序的时候，好像有人在昏厥的头上，狠狠地击了一棒：当年那个选择是错误的，不明智的。且不说当年的同事，青云直上，或当了什么官，什么长；或著作等身，成了什么家，什么威。连我当年讲课时，最不显眼的学生，都成了某某大型杂志的主编、社长……
　　要说明的是，黄河边的人，生性从来对那些名利之事，不追求，不眼馋。若是的话，当年我不会毅然决然地做出那样的选择：“别人过得去，我就过不去吗？”
　　 使人愧疚、难堪、悔恨的是，当年没有清醒地认识到，经过拨乱反正之后，文学势必要回归到自己的位置上去的。文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任何人、任何势力，都抹杀不了的。而自己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凭着自己的黄河般的性格、脾气，自暴自弃地做出了一误竟是几十年，甚至终生的选择。
　　 我又一次陷入了痛苦的反思，又在一身一身的热汗、冷汗中煎熬。这次和上次不同的是，没有发脾气。即使发脾气，也因瘫软在床，发不起来了。如果说，上次的汗是从身体里淌出来的，那么这次，却是从心里，从灵魂里溢出来的。
　　 是呀，当时那种社会环境，全国文艺界的知识份子，不都在水深火热中挣扎吗？为什么，他们却一个个不仅挺了过来，而且更清醒、更骄健，更有生气了呢？像诗人孙友田、王辽生、曲有源、李清联、宫玺、忆明珠、熊召政、叶文福……他们 尽管比我大几岁，名声大得多，但在那社会转型期，不是更痛苦、更难熬吗？然而……
　　 越想越羞愧，在日记中写道：“那次选择，不是文学背离了你，是你叛离了文学。严格地说，在文学伤痕累累，满身血迹的当儿，你像背叛终身伴侣，懦夫般地躲进深山老林”……
　　　 小浪底水库建成之后，黄河水己经彻底澄清了，她一改固有的猛撞、急躁的性格脾气，跟着时代的步伐，去发电，去浇灌，去为子孙万代造福。千百年的黄河，似乎今日才真正成熟了，作为她的儿女，是不是也应该早点成熟起来呢？
　　
　　于是，我又静静地，轻轻地，拿起了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