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真烂漫苏东坡
　　
　　苏东坡的天才使他的诗词文章大放异彩。文坛巨擘欧阳修对他称赏有加，格外垂青。史载苏轼初入科场，主考官欧阳修读到他的文章，“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人头地也”，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次亮相，就如此光彩照人。千百年后，其光芒四射的魅力，依然不衰。
　　东坡对自己的文章非常自信。他曾说：“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又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
　　人们常说，人如其文，文如其人。如果用苏东坡的写作体会来形容他的人生态度，来比对他的胸怀操守，那也是再切合妥贴不过了。
　　“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东坡能理解的；用今天的话来说，自由是以规律性的认识为基础，在艺术规律的容许下，创造力有充分的自由活动。这其实也正是他的人生观——虽然有时放诞不羁，有时口无遮拦，有时豪放，有时颓唐，但他的行为准则总是合乎儒家礼教的，他有自己心中的道德律，做人做事决不会越出伦常标准。所以，他像风一样度过了他快乐的一生。
　　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多才多艺的天才的深厚、广博、恢谐，有大智慧，有菩萨心，有天真烂漫的赤子情怀。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利害权谋，和他的人品是格格不入的。他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社会活动家，说到底，他是一个典型的文人、知识分子，是一个恪守传统的守旧士人。
　　这样的人在官场中是不大好“混”的，不幸的是，他却一直卷在政治漩涡中，也因此备受折磨和煎熬。
　　东坡一生遭遇坎坷曲折，载浮载沉，大起大落。可以说，他是在流放贬谪中度过一生的。他曾写过一首小诗对自己的遭际自嘲：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所谓“黄州惠州儋州”，就是他一路贬谪的轨迹。
　　他的命运何以如此难堪，照他弟弟苏辙的话说，是“独名太高耳”，因为他太出色，太响亮，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十分寒碜，把同时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
　　苏东坡曾对弟弟苏辙说：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他会因事发怒，却不会恨人；他恨邪恶之事，但对邪恶之人，虽不喜欢，却也恨不起来。
　　而他的对手并不因他的宽容就放过了他。
　　宋元丰二年，苏东坡从徐州转知湖州。此前他的生活态度，一向是疾恶如仇，遇有坏人坏事，则“如蝇在食，吐之乃已”。当吐到一百次时，他被人抓住了。到湖州未满一年，就遭御史中丞李定和何正臣等人的上章弹劾，一干人等罗列了苏轼一百多首诗，污其反对新法蔑视朝廷。这就是著名的“乌台诗案”。
　　朝廷派皇甫僎到湖州逮苏东坡。作为知识分子的苏轼，当时是多么的凄惶啊，连穿什么衣服都忘了，并且满以为会砍头的。一个太守，一个名满天下的诗人，就像“驱犬鸡”一样被逮。
　　我们看东坡的朋友孔平仲在《孔氏谈苑》中的记载：
　　
　　僎径入州廨，二台卒夹侍，白衣青巾，顾盼佇恶。轼恐，不敢出，自以为得罪，不可以朝服。轼曰：“轼自来激恼朝廷多，今日必是赐死。死固不辞，乞归与家人诀别。”僎促轼行，二狱卒就执之，即时出城登舟，郡人送之雨泣，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
　　
　　即使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东坡仍不改其天真醇朴的本性。据说，官差允许苏东坡行前归看家人，他到家时，全家正在大哭。苏东坡于是向他们笑着讲了一个故事，安慰他们。
　　他说的故事是这样的。
　　宋真宗时，有人举荐杨朴出来做官，杨朴实在不愿意，但仍然被迫前往京师晋谒皇帝。皇帝问道：“听说你会作诗？”杨朴答：“臣不会。”他想掩饰自己的才学。皇帝又问：“朋友送你时，有赠诗吗？”朴答：“没有。只有拙荆作了一首。”皇帝要杨朴念给他听，于是杨朴就把老婆的诗念了出来：
　　
　　更休落魄贪酒杯，且莫猖狂爱咏诗。
　　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
　　
　　苏夫人听到这首诗，不由破涕为笑。
　　有才者未必有情，有情者未必有趣，才情趣兼得者，千百人中能有几个，东坡就是其一。
　　苏东坡一生开朗爱开玩笑，他开起玩笑来，甚至不分场合，不分对象。有一次，他跟一个同僚开玩笑，差点让对方下不了台。他的一生是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
　　有他的词为证：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路，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时，他显露了扼住命运咽喉的傲气。正因为他这种无所畏惧的性格，所以才会有夜探石钟山的豪兴，也才会有夜游赤壁的雅兴。
　　自来对石钟山名称由来莫衷一是。郦道元以为“水石相搏，声如洪钟”；唐人李渤“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自以为得之”；山寺僧人则以斧头敲击石头发声来搪塞。东坡一概不相信。他要亲自去看一看，探个究竟。晚上，他和长子迈驾小舟，来到绝壁之下，看到石罅与风水相吞吐，发出款坎镗嗒之声，终于明白了原委。当时石钟山下，栖鹘夜啼，阴森逼人，连船工都被吓坏了，但他不为所动，坚持深入。对石钟山的考察使他感慨：“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在这里，我感慨的不是东坡的勇气，而是他那颗未泯的童心，他像一个好奇心特重的玩童，对任何事物都要寻根究底。两次夜游赤壁，那种逍遥自在，那种与天地、山川、草木融为一体的境界，岂是被名缰利锁束缚的人能体会得到的。
　　当然，有时候，他也会很消沉，很悲观。反映在他的诗文中，就是不时出现的“人生如梦”的慨叹。《二老堂诗话》说：“苏文忠诗文，少重复者，惟‘人生如寄耳’十数处用，盖有感于斯言。”
　　贬官黄州时，有一次他夜饮大醉，回家时，敲门不开。徘徊江边，他作了一首《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毂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此词结句表达了弃官归隐之念，以至于“翌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词，挂冠服江边，拿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起床）也”。
　　李泽厚说：“苏轼一生并未退隐，也从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遁世’要更深刻更沉重。因为，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绪，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
　　在退避中，他不得不到另一个安身立命之所——佛——中去寻求寄托。这里就不谈了。
　　在我的青年时代，我不喜欢纪念碑，现在我相信，纪念碑是必要的。因为除此之外，我们能如何表达我们对某些人的尊敬呢？——他们是道义和意志的典范，将指引我们一心向善。
　　苏东坡就是这样的纪念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