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评级是“二桃杀三士”
　　海魂
　　
　　据悉，教育部所属高校日前正在进行教授评级定岗工作。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首次进行教授评级。高校教师不论是正、副教授还是讲师、助教，都将有不同的等级，总的级别达13级，其中正教授一共四级，最低的是四级。给大学教师们定级，据说是为了拉开档次，避免教授吃大锅饭。可这一政策的出台，却受到不约而同的抨击。
　　
　　《杂文月刊》2008年5月上半月有于立生《又搞教授评级？》，下半月有摘自《齐鲁晚报》的张鸣《爬金字塔的人》。两篇文章都认为教授评级是重蹈覆辙。于立生说，教授定级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上世纪50年代就搞过。冯友兰先生1952年被评为四级，1954年又被评为一级；程千帆在武大只评个三级，后被“挖”去南大，转为一级；孙大英在学术上素来自负，称“在中国，英语和英国文学的水平，除了钱钟书之外，谁也及不上他”，却被复旦大学评为二级，他即大感受辱；复旦大学中文系仅有郭绍虞一人评为一级，朱东润却是三级。为教授评级的时候，各校自定标准，复旦大学掌握甚严，而北京大学却相对要松得多，这样就造成同等水平的人级别却不同。于立生还指出，按照规定，一级教授只有院士才能达到相关的评定标准，但而今院士只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学院产生，那么，从事社科、人文研究的学者则与以及一级教授无缘了。他指出，对于学者，理应提供一个尽量宽松的学术环境，而非令之“带着镣铐舞蹈”。
　　
　　本身作为教授并连文件看都不看而自报四级的张鸣直指教育部，“一向喜欢拿美国说事的教育部，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偏偏不学美国，那里的大学教师，一般只有三级，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他从历史的经验作出结论，教授定级，必将使有辱斯文的事发生。“1952年院系调整，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原来大学积蓄了不少怨气，结果上级给教师定级了，教授分一、二、三级，马上，平时心高气傲的教授们自己打起来了，凭什么他一级我二级？凭什么我一级，连某某也是一级？战斗的结果是，知识分子在之后的运动中，更乐于自相残杀，让运动的温度升得更高，被激起残杀的人和旁观者，讥为狗咬狗。”
　　
　　读了这两篇文章，不禁想起了二桃杀三士的故事。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三个武艺高强的勇士，叫田开疆、顾冶子、公孙接，他们救君卫国，被齐景公封为寿宁君、武安君、威远君，并结为兄弟，生死相托，但他们目中无人，横行霸道。恰楚王访齐，齐丞相晏婴与齐景公借机行事。御园金桃已熟，得桃子五枚。晏子捧玉爵行酒，先进楚王，食桃一枚；再进景公，又食桃一枚。齐景公赐晏婴一枚。剩下两枚桃子，论功行赏。田开疆挺身而出邀功，晏子忙进酒赐桃；顾冶子奋然而起讨功，又得酒食桃；到了公孙接撩衣破步论功，已无桃可食。晏子说：“将军之功最大，可惜言之太迟，以此无桃，掩其大功。”公孙接觉得“受辱于两国君臣之前，为万代之耻笑，安有面目立于朝廷也”，遂拔剑自杀。田、顾二人，也相继自刎而亡。推行教授定级，难道不是“二桃杀三士”么？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教授不是有勇无谋、横行霸道的武夫，他们是知识分子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但他们也有自尊心，过去实行和现行的教授定级是有损教授的合作精神的，所以，以其花力气分化教授，不如学习一些外国经验，用最简单的程序，按工龄等方法晋升工资，至于什么级别就不要了。你看看，袁隆平连中国科学院的院士都不是，那么，评定教授级别，难道就很公正、公平吗？上世纪50年代的前车之鉴足矣。
　　
　　2008年5月6日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