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新闻资料：
　　
　　借助于政府或企业给予工人的这些增权行动可能受到政策法规或地方和企业领导个人喜恶影响，也可能受制于经济周期和企业生命周期的影响，这些增权行为可能不稳定，因而我们更有理由来关注那些由外来工自己组织的充权行动。
　　
　　以往有观点认为，工人行动分散，存在着性别、年龄、技术等差异，缺乏阶级觉悟，工人的这种分裂性决定了他们只能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进入后民工荒时代以来，我们发现农民工自组织的诉求越来越强烈，参与输入地公共事务的热情越来越高涨。
　　
　　被称之为“劳工自救运动”的劳工自我组织在华南地区成风起云涌之势，广州打工族文化服务部、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深圳女工关怀/女性联网、广州安康职业服务部、深圳小小鸟打工互助热线、广州珠江工友服务部等一批以劳工保护为目标的外来工组织在成长。
　　
　　这些机构在政府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从事劳动法律宣传、职业安全教育、劳动诉讼代理、工友心理辅导、工伤病者探访等活动，他们也举办文化娱乐比赛、读书和电影进社区活动，而且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免费提供的，它们丰富了外来工的业余生活，例如安康职业安全服务部的宣传快车每周3天奔走在珠三角向外来工传播职业病防治知识，由两名工伤残疾者发起的深圳志强服务部每周都为外来工举办法律知识培训讲座，并为工人代理劳动诉讼，他们的行动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成为政府和工会、妇联等部门的得力补充。
　　
　　这场劳工自救运动也与沿海地区产业的全球化背景密切相关，出口加工区的工厂大多数是从事代加工业务，而国际劳工组织、企业生产守则、SAI8000社会责任审核、消费者运动等为中国代工企业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外来工组织从这些理念中找到了斗争的力量。 （ 南风窗 作者为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 黄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