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完整人性”断流史纲
　　
　　
　　
　　 纵观人类史事，大凡以形形色色的“神性”为终极的社会运动，莫不由于无视人性的根本而偃旗息鼓。
　　 “人性的根本”，就是人的自然性。
　　
　　 天赋“人性”
　　
　　 天赋“人性”即从动物形态学处看到的人性。
　　 尤其从群居的灵长类的“社会”形态出发，即可以清晰把握任何形式社会形态的骨干框架，这其中包括：
　　 1）等级制，个体在群体中的地位相对固定，这是群体秩序的基础。
　　 2）等级的动态稳定性，个体在利益驱动下，有向上等级冲击的本能。
　　 3）领地，群体的根本利益所在。
　　 4）个体间与群体间的矛盾的必然性与残酷性。
　　 再列举几个动物性中比较残酷的例子：
　　 1）在干旱的季节，大猩猩会抢夺同群中母猩猩的幼崽分而食之。
　　 2）侵略成功的雄狮会咬死前领主的幼崽以促使母狮再次发情。
　　 3）几乎所以成年雄性动物间最激烈致命的斗争都发生在争夺配偶时。
　　 4）海雕每年孵化3～5个幼雕却仅仅存活一只最强壮的，其余都会被这只幸存的小雕作为食物。
　　 这其中却隐含着生命的最终真谛。
　　 再比较人类的行为，人的自私，好斗，残忍“丧失人性”等都可以在动物身上找到影子。唯一不同的，就是人，这个所谓的“万物之灵”，曾经在不自觉中拿起了一块尖利的石头。
　　 一切人性的特质，都以这块石头为原点。
　　
　　 湍急而来的“人性”之河
　　
　　 走出蒙昧，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是人类进化的黄金时期。
　　 语言，文字的产生，为人类鹤立于动物界奠定了最后一块基石。初走入生命新篇章的人类，此刻尽情发泄生命的原始冲动，战争与创造是其两种主要方式，这一时期的人类的活动，是以“少年时代”为特征的的人类活动，无论任何一个有独立性的文明，其内在特质相通，其对生命的理解和疑问也是相同的，其艺术创造的原动力是一致的。
　　 不论神话，诗歌，雕塑，其根本都是赤裸裸的“少年人性”。比如最经典的，如《诗经》的国风，其丰富蕴涵及昭示了人性的深层不变特质，其思其怨，其忧其喜，甚至其杀机皆出于本真，皆出于“本我”。
　　 此时，有女子笑曰：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岂无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此时，有男子高歌：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这就是——“黄金时代”的“思无邪”。
　　 “感知世界”对人类猛然开放，不仅使人类陷入无限的疑问，无限的恐惧，更给人类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认知世界”。生命的认知奇迹由此轰然释放。文明与文化的雏形，在完全相同的必须需求下被迅速大量生产。
　　 这一时期的文明，都“无可选择地”以“人本”为主线进行。所以今天我们不难理解：所有文明的岩画的主题是大致相同，生殖崇拜图腾崇拜相通，审美标准都以自然美为标准。这时的“人性”，保存完整，且人性之上几无附着。所以，亦可称这种“少年人性”为“完整人性”。
　　
　　 独尊儒术：中国“人性”之河的第一个大坝
　　
　　 一个疑问：为什么秦兵马俑的完全写实主义雕塑风格，在中国文化史上昙花一现，而西方却一脉相承源远流长？
　　 答案是：“人本”的传统，在此刻已经开始被“民本”显著地置换。
　　 战国后期，人性依然赤裸。然而，所有的智者都开始几乎同时思索着关于“新秩序”的问题。对世界解释权的争夺使“人性”之河不再湍急多变，人类认知途径的有限性被日益强化。此时秦国的征服欲望是赤裸裸的，“法家”对人性的解读也是赤裸裸的，由此一拍即合。“法”“术”“势”开始横扫自由的“认知世界”。
　　 从此中国的“人性”之河第一次流入峡谷。
　　 当秦族完成最大能力的征服后，秦族的战时文化惯性却早已将上层“政治”文化启动完全。秦族由此被历史注定成为一个征服者，而不是一个统治者。这时，历史的焦点被自然地反弹到了“儒”身上。
　　 对等级秩序的尊崇是儒的原始生产点。刘邦——一个对人性狡猾的洞察者——在一个儒生的导演下，将“帝王”所能提供的快感体味得酣畅淋漓。而他的孙子，在集权的需要和外患的压力下，于是很自然将最大的世界解释权赠与了孔孟。而大众也日益习惯在温文尔雅的秩序下带来的稳定，并逐渐将“太平”视为第一需求。“完整人性”被“君”“民”两极的“君道”“民性”所侵蚀。这个侵蚀不但非常广泛非常深层，而且一直延续到今天。
　　 “郑风”“卫风”从此被钉上“淫”的标志。儒家明知：“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矣”，却为了秩序的稳定而“知其不可而为之”。王权在关键时刻将儒家扶上讲坛，并沿用“法家”的牧人之术使集权制进入良性循环，儒家同时以为大众洗脑制造良民为报。
　　 二者配合天衣无缝。而人性也由此被愈来愈厚的典籍掩盖。“完整人性”被斧斫。
　　 “民性”将“完整人性”的悄悄替换，使“完整人性”的自觉失去最佳时机。
　　 人性和民性的分道扬镳，表面看来带来了伦理学对世界解释权的垄断所，带来了人性的虚化与平面化，而实质影响则更加深远。
　　 东西方文化内质发展的第一个歧途在此时发端。
　　 从此中国的文艺开始在一个没有生命力的框架内运作。
　　
　　 唐宋：人性复苏的大起大落
　　
　　 “五族乱华”极大冲击了中国以“人性之外的表述”为鲜明特征的文化传承。
　　 因为北中国已经成为废墟，旧文化丧失了承载者，为新型的“完整人性”形式的冲击提供可能。人性有了再次释放能量的机会，加之此时佛教极大动摇了儒教的独语权。种种因素之下，终于“人本”在“开元盛世”探出头来。
　　 文艺随即开始拓展出“释经教化”的范畴，走入灵性的“我”的世界。虽然，文化的惯性使五七言不可避免地“拖泥带水”，但深层的大门还是洞开了。一年处死13人的记录，为人本的复苏产生绝佳的土壤。开明高效的政体，“士族”对皇权的影响，“士族”与“庶族”间，“关陇”“代北”等政治集团间的制衡，为人性的冲破衍生提供了绝好的环境。
　　 生活在此时的中国人，是最象“人”的人。
　　
　　 然而不幸的，对绝对权利的绝对垄断也是人性的先天一部分。旧的传统在宋代重新找到了寄主。赵匡胤为了不重蹈唐代覆辙，围绕着“中央集权”为中心，高效而平滑地又一次将牵引历史的主线指向了“完全人性”之外。——他及其追随者，将这条主线发挥到了前所未有的力量。“完全人性”几乎彻底地被统治集团自创的“民性”挤出了思考方式，“理学”等等的泛滥，标志着“世界解释权”被一小部分人彻底垄断。民众只有顺从的权利，丧失了所有除“赋予”的角度外的一切观察思考的角度。
　　 文艺，民族性等等，都在这一时期被“民性”彻底改造。而“民性”的解释权，开始牢牢地掌控在权力的核心层中。
　　 宋代所有的变法都以失败告终。所以的失败都规一于“中央集权”。
　　 集权带来了统治秩序的稳定，亦为经济及其上层建筑的发达提供良好环境，但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亦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完整人性”之河此时流淌在一片无边的沙漠上，只等路途将之吞没。
　　
　　 宋以后：“完整人性”的断流历程
　　
　　宋以后，以伦理学为全部的主流文化大行其道。几乎所有的文化实践方式都沦为主流的奴婢。文化的细化与系统化，在此时被急速生成，文化产品在质与量上都达到了此文化类型的高峰。
　　然而，中国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也越来越飘忽于“完整人性”之上。
　　对“完整人性”的压制成为每个社会成员所认可的巩固秩序的必须。教化与接受教化都被认为必须。上层与下层的“良性”互动使政治文化与文化携手并进。而政治文化的集权制核心也同时被进一步加强。
　　此时最大的社会特征为：一切社会活动，都必须在“儒”的解释下得以达到共识和推动。而“儒”的最终解释权由极少数人拥有，并随其需求而任意加工。经过几百年的实践，“儒”的体系日臻成熟，几乎能在体系内将所有社会现象得以解释圆满，并将疑问仍然留在体系内。由此，中国人的“认知世界”被人为界定。
　　“完整人性”被妖魔化。以其为原动的文化现象被非道德化，作为“隐文化”不登大雅之堂。尤其在长期的压制下，这种隐文化失去了良性，蜕变为“为反而反”的文化自残。
　　天赋人性与后天人性的背离，由此成为中国文化发展一条贯穿始终的脉络。
　　任何一种文化体系的过早成熟，都是一个悲剧。中国文化在人性之上的成熟，亦不例外地使中国走下世界文化的中心而沦为一隅的看客。更大的悲剧，在于中国已经不可能在体系内找到有生命力的延续之路。所有的突围都以失败告终。以集权制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此刻作为最大的天堑横亘于新旧文化主流之间。
　　于是“完整人性”的最终断流，发生在了旧文化近乎绝望的反击之时。“儒”被无情地抛弃了，最后一丝“温情”被赤裸的反人性取代。等尘埃落定，所有人都陷入迷茫中惶惶然不知所措。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