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刘涌案，同样引起关注。人们对此案的关注，更多不是由于刘涌曾是风光一时的黑道老大，也不是因为此案牵出了“慕马大案”，而是围绕改判与提审的争论。
　　
　　“皆曰可杀，此人必死”，刘涌一死，便铺天盖地的是对二审法院和“专家论证书”的质疑和指责。
　　
　　有媒体呼吁取消“专家论证”者，其实中国就没有任何法律要求或禁止谁来做什么论证。专家何许人也？他们不代表立法、行政、司法当局中的任何一员，他们只是以自己的名义发表意见，没人有权要求法院听从，司法不独立是制度与社会的顽疾，降罪于“专家论证”就像责怪一把杀人的刀、而不问杀人的人一样可笑。专家们的行为属于私权力范围，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他们就可以做，就像我们也可以就刘涌案谈自己的观点。至于所谓的“有偿论证”，专家们并没有动用任何公权力，他们只是在利用自己的知识与现有法律及法理，替出钱的人喊冤，就像刑诉案的辩护律师，收钱辩护，天经地义。
　　
　　也有人指责二审法院。要是二审判决都能被这样指责，那还要什么二审制、高院提审做什么？只需要在一审后搞个民意测验就好了。以维护司法独立名义指责二审法院，其实自己何尝不是在侵害司法独立，你认为刘涌当死，完全可以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个人意见。好像一个怪圈，谁都知道中国司法做不到完全独立，又都试图以自己的方式影响司法权的行使。
　　
　　看看刘涌改判的关键，刑讯逼供与立功表现。坦白地说，谁都知道在中国刑讯逼供决不只是“极个别警察”，而是在实践中大量出现的，能被媒体曝光的只是冰山一角，这个传统，甚至可以追溯至“肃托”运动时期。从公民的合法权益保护和打击的难度来说，刑讯逼供始终是世界公认的毒瘤。无罪推定、嫌疑人的沉默权，喊了这么多年，可对“毒花之果”的普遍共识还远未实现，尤其是在司法队伍内部，警察们的素质低下、目无法纪多源于此。最高院的判决书中写道，“庭审中公诉人出示的参与刘涌一案的预审、监管、看守人员的证言证明，公安人员未对刘涌及其同案被告人刑讯逼供”以及没有验出伤，本案不认为有刑讯逼供情节。这样的证据，在大多数刑讯逼供案件中，由于被害人都是在受控的状态下，只要会“做”，谁都知道不难拿到。审讯中的律师会见权、全程监控等不实现，这个局面很难得到根本改变。必须用各种手段将非法获取的证据（包括口供）排除在庭审之外，才能真正实现“无罪推定”原则和对嫌犯人权的保护。原以为刘涌案二审的改判开了个好头，可惜。
　　
　　还有个“立功表现”。我不知道慕马案的查处，和刘涌到底有没有关系，如有，这难道还不算“重大立功表现”吗？虽然我们还没有正式的“污点证人”制度，检察当局没有权利与嫌犯谈条件，但毕竟，“重大立功表现”不能使量刑减轻的话，还有什么可以？11月24日，福建省公安厅原副厅长被改判死缓，不正是二审法官考虑了立功因素嘛！
　　
　　司法问题。一方面司法不独立是众所周知的现实，这要靠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政府做好并甘于做好“守夜人”的角色，另一方面，需要的是对司法审判的尊重。
　　
　　司法问题的另一痼疾，则是程序非法。高检、高法自上而下的清理超期羁押，是进步，但远远不够。刘涌已被盖棺定论，但相信类似的案件还会出现。排除“处女嫖娼”之类的丑闻不说，我们即使再相信一个人是坏人，如果没有足够合法的程序支撑着一切，就有可能会“冤枉一个好人”。非法取证，从古有之，谁都知道不好，包括警察们，但离彻底根治，还差得很远。1995年我曾有机会与《焦点访谈》的首批记者交流，据言“司法机构的犯罪率最高”。根治这个毒瘤，需要全社会对程序正义的重视，以及“毒花之果”理论的深入人心。
　　
　　刘涌已成过眼云烟，但人们对中国司法公正的关注只会越来越多。这两年的“两会”期间，新浪网民意调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都是司法问题。司法救济是终级救济，一个对司法没有信心的社会，必然导致对社会治理架构、社会发展空间的担忧。所以，对刘涌的思考，放在第二篇。明晚请关注——《不只在坎昆的坎坷》（但愿会抽出时间）
　　
　　　seabird 龙海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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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