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年区县合并的时候我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总期盼着新的单位能给我一个新的起色。我这所谓的新的希望不是常人理解的升官发财，升官发财和我是无缘的，我只是希望在的工作环境中能有机会证实一下自己存在的价值，心态平和了——或者说还能有一点点的骄傲——对我将会有大大的益处。但不幸的是，这个新的单位迎接我的仍是旧有的路数，我的工作仍是和合并以前一样，穿上制服、一脸严肃地去监督小商小贩们，仅仅是小商小贩而已，在大商大贩面前便失去了力度——这不仅仅是我，所有的监督员都有这个感慨。
　　说实在的，我很不喜欢目前的这份工作，但工作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衣食父母者也！自己又没有能力跳出这个圈子，在社会上自求发展，果真如此的话，怕早就淹死了。所以只能安分守己地做着我的监督员，每天去和各种不同的面孔打交道，在有的人沾沾自喜地喝上商贩们酒的时候，我吞咽下去的总是一口口的无奈。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个人天生地愚笨，从来不会没话找话和领导套近乎，不但不会近乎，工作中迫不得已要和领导接触的时候我总是长话短说，匆匆地汇报完毕，又做贼心虚般地从领导面前消失，加上自己天生的孤傲，因此很不得领导垂青。但在草民中我却是人缘极好，防疫站一百三十多口人中还真没有对我不满的。
　　虽然如此，还是觉得无聊。
　　零三年非典，防疫站全体动员，很快进入了紧急状态，我由于平时的一贯表现，理所当然到了一线——这其实也是我的希望，平淡无味的生活实在让我难以忍受，到一线毕竟可以换一种工作方式，不至于枯燥乏味吧？
　　非典莫名其妙地来了，又莫名其妙地进入了高潮，又有很多人莫名其妙地跌下马来。有人死去，成了英雄，更多的人活着，他们仍旧过他们平常的生活。我现在不太能记得当时的情况，只知道从四月到六月的这段时间我们住进了防疫站，上头明文规定我们不得和家人见面。那时的形势确实可以说得上惊心动魄，疫情似乎老是和我们过不去，白天的时候不大出现，半夜了则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让人不得安生。想想真是有意思，十二点有疫情了我们十二点爬起来，二三点有疫情了我们二三点爬起来，坐上车跑个几十里地，对接触者一个一个调查，然后又跑回防疫站，整理资料、汇报工作，然后一头倒在床上再也不想起来。
　　后来仔细想想，非典病人我并没有碰到过，这或许是我的幸运，但也实在是我的遗憾。本来嘛，小地方，非典没有几例，不能够每个人都能遇到。但没见过非典病人常常让我感到遗憾，那时我总是想着有一天能和一个非典零距离接触，感受一下他的喜怒哀乐、感受一下他的恐惧和悲凉的心态，悄悄地送给他一句祝福的话，但这个机会一直没有。
　　非典控制住了，我们也休养了半个月，之后便是正常地工作和生活，每个人都分了点钱，每个人都拿到了一个证书。更大的荣誉给了领导，这或许就是官兵的区别。孟夫子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以前我们总是批判它，但既使批判它的时候我们仍然有着无数的劳心者，只不过美其名曰为“公仆”；我们也有着无数的劳力者，我们叫他们“群众”。谁能真正给劳心者和劳力者划上等号？劳心者不甘心治于人，他们是不会成为劳力者的；而劳力者一旦成为劳心者也就永远不想再回到劳力者的行列——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
　　所以一切都是理所当然。非典结束后我理所当然地回到了科室，理所当然地和同事们在酒店一口一口地喝着商贩们的酒，我重又变得百无聊赖起来。我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工作，但我知道在防疫站我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我有一段时间很羡慕从事文秘工作的人员，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写各种稿子，余暇的时候还可以看看书。但我又知道自己是徒劳妄想，一来学历不够，二来自己未必有那么流畅的文笔，主要的是防疫站并没有这样的工作让我做。于是我只能忍耐，期待通过自己的努力换来一份自己心仪的工作。
　　零三年底零四年初的时候，形势又渐渐紧张起来，领导给我们开了一个会，说要做到“内紧外松”。这所谓的“内紧外松”说的就是非典。春节过后，我抽调到了防疫科，主要负责网络直报工作。说心里话，我很喜欢这里的工作环境，虽然说形势严竣，但毕竟没有疫情，还可以偷偷地上网，要知道我本来就是一个网虫！
　　在防疫科的时候我只要没事了就坐在电脑面前，看看新闻、浏览一些文学网站，倒也乐得个自在。科主任知道我喜欢电脑并且打字速度还算可以，时不时地把一些稿子拿来我打，我总是很尽心地完成她交给我的工作，一来二去，她对我很满意，于是我上网就更肆无忌惮了。网络直报必须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机，并且市站要求我们每隔二十分钟浏览一次网页，一切工作开始我们还这样做，慢慢地也就不大理会那个网页了，因为根本没有也不大可能有疫情发生。网页无须二十分钟浏览一次，但电脑却必须二十四小时开着，并且还有专人轮流值班。我因为喜欢电脑再加上周末无事，便经常私下里替人代班，抽空在网上写点东西或是找朋友聊天，倒也自得其乐。
　　三月十四日，正是一个礼拜天，我照旧在网上打我的文章。我不习惯在网上直接写作，我都是提前把文章写到纸上，改过几次后便拿着草稿照猫画虎把它贴到网上。这天防疫站空无一人，我喜欢这份清净，因为这样我可以专心干自己的事情。我打了会儿字，书记进来了，坐在对面和我说了一阵子话，我漫不经心地和他聊着天，一边干着自己的事情。后来书记去了，告诉我今天领导该他值班，如果有事可以叫他。我答应了。
　　书记走了，我继续在键盘上打我的字，这时突然进来两个人，一个岁数大点，约莫五十岁，一个岁数小点，差不多三十出点头吧。他们进来了，并且醉醺醺的。
　　“兄弟，我让狗咬了，买盒狂犬疫苗！”岁数大的那个人把袖子使劲往上撸着，他的胳膊的确被咬得一塌糊涂。
　　我仔细看了看他的伤口，一边嘱咐他回家用肥皂水好好洗洗，一边抱歉地对他说：“今天我们歇礼拜，管库的没在，拿不出药来，要不你上医院买去？”
　　这时他却把眼一瞪：“我告诉你，我今天喝多了——你们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值班吗？”
　　我知道他喝多了，大老远就闻到了一股酒味儿，我不想惹事、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仍旧低声细语地和他解释：“我们二十四小时值的都是非典班，管库的不可能二十四小时都盯着卖药吧？你要是着急可以上医院买去，那儿什么时候都有。”
　　那人把胳膊在我眼前晃了一圈，最后停在了一张纸上：“你把你说的都给我写下来，再签上你的名字——妈的，我找你们站长去！”
　　我微微一笑，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只能微微一笑了，对这样的人又能有什么好办法呢？我微微一笑，对他说道：“这，我没办法给你写……”
　　“你写不写？”那人举起手，笑嘻嘻地说道：“你写不写？不写我就扇你！”
　　我又笑了一下，说：“这点小事，不至于吧？”刚说完，我的脸上便火辣辣地挨了一下，这下子我真忍不住了，马上把脸拉了下来：“为什么打人？”
　　“打你怎么了？妈的，揍不死你！”
　　我的火腾地一下起来了。我不是个惹事的人，但我也不是圣耶稣，别人打你左脸的时候还要笑嘻嘻地把右脸送给他——这样的事情我做不来，我只是抬起手，不客气地回敬了他一巴掌。
　　那人猛地一下扑了过来，和我撕打在一起。那个年轻的看我动手，便愤愤不平地过来打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和别人打架，一点经验都没有，再加上我身单力薄，根本不是那个老头的对手，更何况他们两个人？我稀里糊涂地被他们从屋里打到走廊，那个老的不知怎么一下抓住了我的头发，使劲往下一摁，我便不由自主蹲了下来。那个年轻的狠狠地踢了我两脚，算是解了气，站在一边休息去了。我的头皮被老头抓得生疼，我一边嚷一边使劲掰他的手指，他抓得更紧了，我便索性把手松开，只是嚷。
　　这时书记出来了，往这边看了两分钟，我以为他会过来劝架，便大声叫他，谁知他只是呆呆地站了会儿，然后便退回到他的小屋里了。那老头的底气更足了，抓着我的头发越发不肯松手，不住地骂骂咧咧。年轻的稍事休息之后便拨通了110，我不知道他怎么想得起来打这个电话，反正听见他说：“我们让狗咬了，到防疫站买狂犬疫苗，人家不但不卖给我们，还把我们打了一顿！”
　　真是奇怪得很，他们反而成窦娥了，也许世界上黑的就是这么变白的吧？但是我实在是顾不上那么多，这时候我的头被他摁得更低了，我只好用手死死撑住地，不让自己跪下，我使劲嚷着，希望单位某个同事能听到，过来帮我解围。只可惜今天是星期日，单位里空荡荡的，只有书记和我两个人。希望没有，我只好生受。
　　我于是又大声叫着我们的书记。
　　“你叫鬼也没有用！”那老头把手晃了晃，我的头不由自主跟着晃了晃，“你小子给我老实点，110不来你别想起来！”
　　这时书记的门终于又开了，他又走了出来，仍是向这边张望，我不客气地叫他：“书记过来！”
　　他又犹豫了一阵，见那人没有松手的意思，再加上我不住地叫他，没有办法，只好“犹抱琵琶始过来”了。
　　“有什么话好好说嘛——你先把手放开。”书记和他商量着。
　　“哼，110不来他别想起来！妈的，我让狗咬了，到你们这儿买狂犬疫苗，他不但不卖给我，还打我！真他妈的不是东西！”
　　书记和他讨价还价商量了老半天，那个年轻的也恐我出什么意外，他们两个一致要求那老头把手松开，最后我终于——
　　解放了！
　　我站起，看了他们三个一眼，没说什么，只是拍拍身上的尘土，重又坐在电脑面前，把刚才打到一半的文章存盘、退出，最后竟又象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一样登陆了一家网站。他们三个在那里说着话，我根本不想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可是书记的一句话还是传到我的耳中：“……后来我才听到你叫我，我就赶紧过来了！”天啊，我简直要晕了，这就是那个开会的时候给我们大讲“三个代表”的书记吗？我怎么好象不认得他了？我平息了自己的情绪，不客气地回了他一句：“我那么叫你，你却躲了起来！”
　　书记淡淡一笑，不动声色地把我的话岔开，又仔细询问起事情的起始缘由来了。
　　这时110终于来了，做了个笔录又匆匆地走了，那两个人也骂骂咧咧地走了，最后我也走了。
　　到家了，我的心情终于平静下来，这时有几个同事闻讯给我打了几个电话，实实地让我感受到了温暖。晚上，吃过饭，自己又想起了这件事，酸甜苦辣的滋味重又尝了一遍。人说“人心难测”，真的吗？我又想起了自己的前途，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曾经说过“升官发财和我是无缘的”，的确，凭我的性格、凭我的能力，在仕途上是行不通的。就算行得通又能怎样？你能保证不让人在背后指指点点吗？还是老老实实当一介小民吧，偶尔掉掉歪也是终无大碍，最起码心里是清净的，不发财又怎样？
　　我拿起手机，给我的一个朋友发了条短信：“今天很幸福，让人打了一顿！”便关机睡觉了。
　　十四日是个好天气，太阳爽朗地照着，但是我一点也爽不起来。我早早来到单位，我发现我的事情已经在防疫站传开了，人们到处议论着我的挨打，有同情、有愤怒，更多的却是无奈。
　　“知道打你的是谁吗？”在表示完应有的愤怒之后，一个同事略带神秘地问我。
　　我困惑地摇摇头，她便继续说道：“＊＊村的书记，他是＊＊大队书记的亲家！这＊＊大队书记，以前没合并的时候在县里平趟，连县长都不敢惹他，公安局的都怵他！”
　　“这么厉害？”我吐了吐舌头。
　　“那是！只要他愿意，没什么做不到的——你这事，我看玄！”
　　“我也不想讹他，无缘无故打我一顿，最起码道个歉总是应该的吧？我不想和他结仇，恨来恨去实在没什么意思！”
　　“但愿意如此吧！”同事最后说道。
　　这时领导们正紧急商讨这件事。我在办公室无聊地坐着，不时接到一个询问的电话，我便象小学生背课文一样把事情的经过讲给他听，听完他便安慰我几句，最后总是这么问我：“用找人吗？”
　　我笑笑，我知道他们的意思，但冤冤相报的事情我实在不想做，这样做对我未必会有多大的好处，对他也可能会带来比较大的伤害。我的事情惊动了防疫站上上下下大大小小几乎所有的人，因为在工作期间被殴，大家都在拭目以待，期待领导拿出一个公正的解决方案来。
　　我还是相信领导的。
　　渐渐地，同事的议论平息了下去，大家开始干起各自的工作来了，只有我心不在焉地坐着，一口一口地抽烟。这时我的头皮还是痛，我用手轻轻抚着那里，一种疼痛的快感漾开，又让我想到了那惊心动魄的十分钟。十分钟的时间不算太长，也就是关门、开门之间，但是当你被人揪着头发摁到地上不能动的时候，这十分钟就好象十年一样漫长。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打我，是单单喝醉了吗？或者其中还有某种我不知道的原因？看样子打人总是有理由的，只是这理由往往藏得很深，不为被打者所知。不管他是出于什么原因、什么动机，我决定不追究他。
　　毕竟他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如果事情能和平解决，我为什么不能让一步呢？这时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奇怪的想法，总觉得他一定会来陪礼道歉的，但是我能接受一个岁数比我大、地位比我高的人的道歉吗？那样的话，他的颜面何在？于是我便对中间人说出了自己折衷的想法，让他的孩子们的一位代替他完成这个任务，毕竟同龄人之间还是比较容易沟通的。
　　想到这里我不由笑了，我觉得自己很天真，自己的折衷也显得那么幼稚和无力——且不说他愿不愿意向我道歉，世上哪有受凌辱的人为凌辱者这样考虑的呢？
　　这时我的手机又响了，原来是昨晚那条短信有了回音。朋友很着急的样子，我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事情的经过，最后说道：“他也出气了，我也败火了！”
　　朋友在那头哈哈地大笑，笑过之后问我：“用找人吗？”
　　我说：“不用，这事领导会解决的，因为毕竟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单位职工在值班的时候被打，哪个领导也不会不管的。”
　　领导们终于开完了会，书记把我叫了过去。一进门书记便和蔼可亲地冲我笑笑，让我坐下，并且关心地问我身体怎么样。
　　“没什么事了，就是头皮还疼。”我有点受宠若惊，老老实实地答道。
　　“刚才我们班子会认真讨论了你的事情，你放心，站领导一定会为你作主，我们不能看着单位职工让人欺负而坐视不管！”
　　“谢谢领导的关心，这事让领导费心了！”这时我真的有点感激涕零了。
　　“但是，那个人有多大的毛病咱们先不说他——你仔细想想，在这件事上，你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没有？”
　　我仔细想了想，没有。
　　书记淡淡地一笑：“没有？比如你的态度？其实我们也知道，你的态度一向是好的，就凭你不大可能和人发生纠纷——我是说昨天你说昨天你有没有过不耐烦？”
　　“没有。”我又老老实实地答道。
　　“那么，你有没有说过什么过头的话？‘一个巴掌拍不响’也可能事情不能全怪人家吧？”
　　“没有。”我重又仔细想了一遍，没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妥的地方，于是又老老实实地回答了一句。
　　“我们相信你，你的态度一直是好的。但是今天我们哥俩说点心里话，作为当哥的，我向你提个建议！”
　　我马上侧耳细听起来，难得书记向我提建议，况且他又是这么没有架子。
　　“昨天那事很大程度上是你社会经验不足引起的——”我刚想说什么，书记摆摆手，示意我不要打断，继续说道：“你知道他们喝多了，还让他们把矛盾集中在自己身上，能不吃亏吗？你怎么不会想个折衷的办法，把矛盾分散分散，比如你把管库的叫来，或者让他们来找我？矛盾一分散，他们也不会对你撒气呀！”
　　“让他们找你？我怕你最后把我吃了！”我在心里这样想着，但嘴上却没敢说出来，只是喏喏地应着。书记这时施展开了他的口才，一口气给我提了好几条建议，并且每条都很中肯，似乎找不到什么破绽。
　　聊了有二十多分钟，我走了，我知道事情不会有什么结果了，看样子那个什么村支书的子女也不必替父向我陪罪来了。一切都理所当然地发生，一切又都理所当然地结束，村支书还是村支书、领导也还是领导，面子没破，将来总是有机会坐在一起喝酒的。我算什么呢？只不过是防疫站的一颗罗丝钉罢了，这颗罗丝钉放在哪里都可以，防疫站不会因为有它而多什么，也不会因为没它而少什么，这，大概就是罗丝钉的悲哀吧？
　　到办公室了，同事们几乎不约而同地放下手中的工作，问起我来。我简单地把书记的话复述了一遍，大家摇摇头，又继续他们的工作去了。
　　“领导就这样，”一位同事向我总结似地说道：“单位职工让人欺负，不想着怎么为职工撑腰，反而派你一身的不是，不在你身上找出一点毛病来就显得他们水平不高似的——总之，以后长点心眼儿吧，打了白打，亏还得你自己吃！”
　　“吃什么亏？他把我打了，他解气了；我被他打了，我败火了——互相扯平了，什么事都没有了！”
　　我点着一支烟，悠然地对他说道。
　　
　　2004.3.29

------------------------
最浓郁的玫瑰往往出自最沉默的蓓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