鄙人在《民族之根》中曾明确指出，文化才是社会发展最根本、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思想观念的落后才是最根本的落后。中华民族的唯一出路就是开展一场全国范围内的文化复兴运动。
　　
　　下面，鄙人就谈一谈关于中国文化复兴的一点愚见：
　　我们先回顾一下我国文化的发展史。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这无疑是我国历史上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故从文化角度看，春秋战国是我国文明的起点。统一后的秦朝采用法家的统治思想，但它却成为最短命的王朝。此后的统治者对法家的学说慎之又慎。从汉朝直至清朝灭亡，孔孟之道一直占据统治（或者主导）地位。故儒家文化基本上就是中国文化。
　　自汉朝起至清朝灭亡。我国文化的发展呈不规则的抛物线。而这抛物线的顶点就是隋唐。其原因在与隋文帝采用了儒、法结合的统治思想，甚至容入道、墨之所长。将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产生的成果巧妙的加以吸收和融合。
　　我国社会发展史和文化发展史完全吻合。其顶点也是隋唐。
　　自宋朝开始，我国社会发展跟随着文化发展的抛物线，逐渐下划。中国文化领先于西方文化优势逐渐缩小。欧洲文艺复兴是欧洲社会发展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次革命。这也是我国于西方拉开差距的开端。和新基督文化相比，自我封闭的孔孟之道逐渐没落，没落的文化带领着整个封建王朝一起走向败亡。（康乾盛世只不过是儒家文化败亡之前的回光返照而已。）
　　
　　下面鄙人就肤浅的说一说孔孟之道落末的两点原因：
　　
　　一：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孔孟之道被统治者篡改。
　　如众人皆知的“君为臣纲”，很明显是单方面要求臣尽忠的君贵思想。而真正的儒经则是对君和臣的双方的要求，比较典型的例子如：《孟子·梁惠王下》言：“孟子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其他。”类似的例子甚多，不在一一列举。
　　本来的孔孟之道并不虚伪，是统治者出于某些需要，把它加工了。如一块金子，本身没有问题，可是偏有人在它上面包上了破铜烂铁。于是两千多年里，人们就连那些碎铜烂铁一起认做金子，后来却发现原来是假货，一气之下把那些物件打碎。其实金子并无错，错的是那些加工者（此比喻引昨日王侯言）。
　　
　　二：对儒家学说理解的狭义化。
　　在我国文化领域，虽然儒家文化一直占据统治（或者主导），但儒、法、道、墨、佛之争从未停止，至中唐时已是水火不容。例如：法家将儒家提倡的“忠”狭义化，只限于臣子对君主。儒家甚至否认孔子入周问礼的历史事实。
　　《论语·述而》言：“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其“人”不仅仅指人，还包括其他的学说。孔子曾入周问礼于老子。足以说明儒家文化和其他学说是可以兼容的。
　　《论语·子罕》言：“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其中“毋必。”即不绝对肯定，承认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孔孟之道本身。“毋固”即不默守陈规，顽固不化。“毋我”即不主观唯我。这更说明儒家文化本身具有的于时具进性和对其他学说的包容性。　
　　　 《礼记·大学》言：“在亲（通新）民”。又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更说明儒家文化象其他生物一样，需要不断的吐故纳新，进行新陈代谢。
　　
　　自宋朝开始，儒家文化完全占据了统治地位，由于长期以来各学说之间不共戴天的互相攻击。惟我独尊的儒学“理所应当”要对其他学说全盘否定。“毋固、毋我。”变成了“顽固、唯我。”其结果如上所说，自我封闭的孔孟之道逐渐没落，并带着整个封建王朝一起走向败亡。
　　复兴中国文化首先要去掉统治者给孔孟之道这块黄金上包上的破铜烂铁，然后着重提出并大力宣扬儒家文化的两个重要特性：
　　一：不默守陈规，于时俱进，不断创新。
　　二：不主观唯我。对其他学说、文化（包括西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态度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弃之”。
　　笔者相信，在众多文坛俊杰的大力宏扬下,在众多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下。数世纪后，儒家文化必将超过西方的基督文化，成为人类最先进、最开放、最具生命力的文化。文化复兴后，中华民族伟大的、全面的复兴必将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