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这个标题，自然与权力有关。
　　 是，我很想要权力，能够真正为农民谋利的权力。
　　 在此之前，对权力，我并不热衷，因为我知道自己还没有独立驾驭权力的能力，拥有权力却不能自如地运用，无疑于画地为牢，我不能眼睁睁地失去我想拥有的乐趣，弄得不好，权力会害人害己，太多的由此演变出的悲剧让我对权力退避三舍；况且我是女人，犯不着因为第二生命损毁第一生命，当良心与升职做激烈鏊战时，我知道自己会投降于良心，这样就会因为良心而委屈自己，如若不然，良心会大大不安，令自己受煎熬，无论是委屈还是煎熬，都将因内心的剧烈震荡而损毁身体，我知道自己不会有太大作为，所以不想付出那样的代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一些社会问题需要权力才能真正解决时，我很想拥有权力了。可是我依然认为自己原来对权力平淡态度的正确，也许人在年轻时会对很多事的认识发生错位，但在对权力的认识上我没有错，按原来的思想认识，自己是不配拥有那个权力的，因为那时的认知是多么懦弱、肤浅、自私和自我，虽然善良的本性让我做不到以权谋私和损人利己，明哲保身和太多自我也足以使我因畏缩不前或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而使更多人的利益被践踏被出卖，与其做不成一个好干部，就干脆不上那个位置。
　　 可是今天，我想要权力了，除了很多的现实原因外，也因为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是《中国农民调查》。
　　 在从杭州回湖州的快客汽车上，我刚看了引言和第一章《殉道者》，心灵就受到强烈震撼，为作者直面现实的本真、胆识和勇气，也为作者面对农民时态度的端正平等和真切的关心。在车上，泪水伴着内心的激荡几次涌出眼眶，使我不得不中止阅读。后回到驻地，平息下激动的心情，继续看下去，还是流泪了，不再只是对农民遭遇的同情，更多的是感怀于中央领导的公正和果决。
　　《殉道者》记述的是安徽省阜阳地区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村民丁作明因对村上多收提留款的问题上访而被乡派出所工作人员活活打死的事实经过，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有关处理过程中发生的或偶然或必然的事件。之所以说此事件处理过程中有偶然，是指此事惊动了中央，说必然，执法犯法者受到法律制裁本是理所应当。
　　 因为太想知道结果，略去了很多报告文学中议论的地方，直奔结局去了。所以刚看完这章时，我在想，作者之所以选择了这样一个带有偶然性质、处理结果又大快人心的事件做开篇，有没有为发行此书而讨好政府的意思，是不是削弱了我对该书作者为农民呐喊的期望值。因为对这样一个案惊中央的事件，势必要依据法律处理的，不然，将对中央的权力、威信和形象产生负面影响。而案惊中央的农民上访案全国能有几起呢？这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吗？对该书的宣传和评价是不是言过其实了？
　　 我又重读，仔细地读，发现刚才的那些疑虑太冤枉作者了，因为我看到了这样的文字：
　　
　　 一年忙到头，起早贪黑，跑细了腿，累弯了腰，打下的粮食扣除口粮，其余的就全被村里以各种名义“提留”走了，有几户收的不够缴的，村乡和派出所穿的是连裆裤，“不给就拘留你”。
　　 ……中国农民不是翻身做了主人么，为啥还会这样苦？作为“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党的农村干部，又为啥这般凶呢？
　　 在此之前，他（指丁作明——漪繁注）从广播里和报纸上得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他花了几个晚上把收集到的中央的新政策，整理成一份通俗易懂的材料，然后就去各家各户“宣讲”。宣扬党的会议精神却要偷偷摸摸地进行，像当年的地下工作者在“国统区”的秘密活动一样，这使他感到十分别扭又十分激动。
　　 于是这支由路营村出发的上访队伍，顷刻就像被一只巨大无比的手推动着的雪球，其阵势迅速在扩大，还没抵达县城已汇集了三千多人。队伍浩浩荡荡，扬起滚滚黄尘。黄尘滚滚之中，还夹杂着拖拉机、三轮国、农用汽车、牛车、人力车的引擎声、喇叭声、铃铛声。
　　 中国的农民，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善良、最听话，又最能忍让的一介特殊的群体，可是，一旦被激怒，又会骤然成为世界上最庞大、最无畏又最具有破坏力的一支队伍！
　　 当时的利辛县委和县政府不敢怠慢，十万火急地上路拦截，怕事态进一步扩大，以至失控，会被坏人利用，他们对这一事件没有回避，处理得也还积极认真，只是不希望闹得一个地区全知道，对消息是实行了严密封锁的。他们认为这样的事传出去，对利辛县委和县政府的任何领导都没有好处。
　　 报喜不报忧，这其实早已成了当今中国习以为常见怪不怪的一种现象。
　　 他（指“丁案”联合调查组负责人中纪委执法监察室主任曾晓东——漪繁注）说，反映问题的农民见到他们，首先就是长跪不起，其中有的竟是步履蹒跚、白发苍苍的老人。
　　 这不都是常被我们挂在嘴上，说是已经翻身做了国家主人的中国农民吗？他们被压弯的脊梁和被扭曲的灵魂，使联合调查组的每一个人无不在吃惊之余陷入到长久的沉思。
　　
　　 这些部分，是我们在私下议论时都说过的话，可是，落到纸面上时，却被我们这些自称或被称之为正直的人统统删除了，因为我们没有勇气和胆识写出这些，因为我们怕对现实的白描触怒领导冒犯组织而永无提升的机会，因为我们不愿意因为农民问题而做自我牺牲，因为我们对农民没有真真正正地去爱，有的，或许只能称为同情吧？
　　 而该书的作者写出来了，真情实感、真事实情白描似地写出来了。“队伍浩浩荡荡，扬起滚滚黄尘。黄尘滚滚之中，还夹杂着拖拉机、三轮国、农用汽车、牛车、人力车的引擎声、喇叭声、铃铛声。”除了对农民生活现状深深理解的作家，不会有人这样来记述农民上访队伍。
　　 在感怀于他们对农民深深的浓浓的真爱之情外，我更敬佩他们直面现实的勇敢精神。这是一种和平年代里少有的精神！在很多人包括很多作家纷纷转向商海或借文人、文化、艺术之名大发其财时，还有本书作者这样的文人能够深入到中国的敏感区和部分禁区如此翔实而真切地还中国农民现状以清白，以便中央做出有的放矢行之有效的正确决策，这是农民的福，是中央的福，是全中国的福啊！他们是文人，是没有迎合商业潮头的纯粹的文人，他们之所以写这样的作品，是“因为我们相信，文学对社会的责任不是被动的，它不应该是生活苍白的记忆，而是要和读者们一道，来寻找历史对今天的提示；因为中国的明天，只能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知和努力。”——他们不仅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通过中国农民问题调查所揭示出的严峻的国情，中国的发展方向将会因有关农业政策的重新研讨而有所改变，中国的发展进程也会因此而有所改观，因为我国在新世纪发展目标中的许多数字能否达到，取决于农业、农村和农民。我不希望看到我们出台的政策是因为农民有可能影响到国家发展才来关心和解决“三农”问题，而是希望国家是真正从心灵深处出发爱护农民才有现在这此强劲举措；更不希望看到一些地方政府打着解决“三农”问题的旗号套用国家资金去做于农民利益根本无关的事。
　　 有些地方政府，不管中央精神内容是什么，总能以相应的名目套来一批资金去做与中央精神无关的事，在帐目处理上，财政、审计、计委、所涉金融部门及政府机关共同做弊，以取得帐目的“合法”性，借此逃脱国家审计署等国债资金跟踪稽查组的追查。有些地方法规及市长公开电话、县（区）长公开电话要么是一种政绩道具或一纸给上级看的空文，要么就只利于一少部分人，地方的日报也都因是地方政府的喉舌而对一些社会问题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地方政府不是不知道，只是有的地方采取的是欺骗和愚民政策，而地方人大与政协的作用竟是“人大举手，政协喝酒”！这就是地方工作特色的一部分，口口声声谈落实、实实在在玩文字，政策一系列都是纯摆设、难题一大堆没人去问津，人民的公仆早从奴隶到将军成为人民的老爷，欺瞒中央，偏离政策，牺牲百姓；其结果是民怨极深，官失民心，官民敌视。久而久之，普通民众对中央的感情和信任因为地方政府的关系而大打折扣，失去民心也并不是令人危言耸听。
　　 每当这时，我常常要想起一个人，一个已经作古的人——包拯。千百年来，人们都称他为包青天，他的政绩之所以能够永垂史册，除了自身刚正不阿铁面无私的性格及开封府的长官等身份外，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他拥有尚方宝剑，可以先斩后奏。因此可以先惩治罪犯而后上报情况，这就减少了不少因上报带来的不必要的麻烦例如人情网的重套领导层的高压等等，所以他能够还算自如地为民伸一些别人不能伸的冤屈。今天，现实中许多不得民心不利民生的事不是没人想管，是想管的人不敢管，因为想管的这个人权力有限，在上报过程中就会被掀下位置，遇到高明一点的领导会将此人调离原位，让你有苦无处说。
　　 话题似乎扯得远了些。那就回到《中国农民调查》上来。
　　 “丁作明案”能够“偶然”地惊动中央，书中介绍说是因为新华通讯社安徽分社记者孔祥迎“顶着一大串的压力和干扰，深入到纪王乡作了认真调查，很快地就把事件的真相写成一篇‘大内参’，发往总社。总社同样很快地就将这篇调查报道全文刊登在送往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国内动态清样》上。”
　　 接着，是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打电话给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劈头就问：“利辛县纪王场乡路营村的青年农民丁作明，因为反映农民负担被迫害致死，你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情况怎么样了？”
　　 再接着，就是安徽分社为了澄清事实，请求中央直接派人调查。“一个由中央纪委执法监察室、国务院法制局、国家计委、国家农业部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等有关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迅速组成，他们没同安徽省的各级领导打招呼，从北京出发，就一路南下，直接开进了纪五场乡路营村。”
　　 最后，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紧急通知》和国务院在京召开了全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会议，以及对“丁案”相关人员的判决和决定。
　　 纵观整个事件的全过程，谁能说没有“偶然”性？不是每一件发生在农村和农民身上的冤案都能被新华社记者“碰到”，也不是每个冤案都惨烈到要付出生命代价而让中央震惊；大多上访农民特别是丁作明式的带头上访者的境遇是被村或乡派出所列为重点看护对象，乘他们有一点违规行为即实施“法律制裁”——拘留或判决。
　　 我不会因为书中所述的地方党政形象而对所有党政权力机关丧失信心，因为我所感受到的一些地方政府还是有一定政绩的，比如家乡所在地的区委区政府经过近八年的努力将区财政从一薄二难三负重的状况转变到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全市第一的状况，为我们所有依靠财政开支的工薪族解决了后顾之忧；为了发展农业，成立区专家顾问组，诚聘农、林、水、农机、畜牧等涉农部门的专家学者为农业发展跟踪到田间地头科学指导现场服务，成功地开发出了善友脱毒马铃薯、风华富硒大米、民乐绿色小米等特产物种。不可否认，我家乡的农村还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方面，需要不断地改观和迎头赶上，所以才有了轮岗创业的大举措。或许，轮岗创业本身就不是完美的政策，但这至少让我们首批创业的人大开了眼界，看到、感到和学到了在机关里和书本里看不到、感不到、学不到的真实的社会知识和人生体验。
　　 该书也让我看到这样的人和事：
　　 二000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在给国务院领导的一封信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有关“三农”问题的上书，显然触动了一个大国总理的心，朱镕基曾动情地批复道：“‘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虽非全面情况，但问题在于我们往往把一些好的情况当作全面情况，而又误信基层的‘报喜’，忽视问题是的严重性。”
　　 谁知，陈俊生是个办事一丝不苟的人，再说这事又有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批了字，盯着这事不放。他接到安徽作出的这个结论，疑窦顿生：到底是新华社的记者“谎报军情”，还是安徽省在“欺骗中央”呢？需要关心的，似乎已经不应该是这事处理的情况，倒是丁作明案件的性质了。
　　 我在此时万分感慨于李昌平书记的诚挚：对党、对人民的诚挚，能够生活在他所领导的乡的农民应该是幸运的，一个乡党委书记如此真切地提及农村状况也是少而又少吧？这份难能可贵的诚挚应该是“三农”问题最基层最权威的起源；同时我也感慨于陈俊生的工作态度，一丝不苟早已成为遗失在上个世纪的词汇，新世纪的人们似乎对灵活与智商更熟悉。
　　 有评论说，一位省委书记在看了这本书之后，感慨万千，感动之余曾打电话给该书作者说，你们从文我从政，你们作家的血是热的，我们从政的人的血也不是冷的。
　　 我相信这位省委书记的感慨和感动，因为面对这样的文字，如果连起码的内心感触都没有，那就早已离农民太远太远了；但仅有这样的感慨和感动就是个好干部了吗？到底该做点什么其实更重要。省委书记该做什么，咱普通百姓不得知；在我，感慨之余，很想为农民做点实在的事，这也是我从东北到浙江以来，看着驻地所在的村子小楼池水燕子人家绕的富足时所涌现心头的一个想法：回到家乡当个一村之长，让自己所服务的村子里的村民也能过上这么好的生活。并曾为此想法做过一些打算，比如得先找出一条结合乡村实际的富民养民之路（或通过招商引资办个工厂解决村里的剩余劳动力来增加村民收入，或找个好项目实行股份合作制引领村民真正走进商海去积累资金），然后确定分几个阶段来实施台阶式的富裕计划以实现相应的富裕目标等。应该说，凭借乡局级后备干部和首批离岗创业人员的条件我申请做个村长不是件难事，但难的是做了村长以后如何实现今天的心愿。有些事不是仅凭热情和感动就能做好的，尤其是面对村民，中国最基层的人民群体，没有真诚是不行的，只有真诚也是不行的。真抓实干注重实效的政策环境和政务环境能够促进自身工作的健康发展，浮夸虚报上蹿下跳的人才标准和选拔制度会扭曲一个人的思想和灵魂，贻害多数人的利益。我相信自己不会是后者，但要做个好的村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我不缺真诚和信心，也不乏勇气和能力，更有工作狂的经验和拼命三郎的责任感，只是真抓实干注重实效的政策环境和政务环境是我所难预测和控制的，那不是我的心愿和热诚所能左右的，而那，恰恰是我想要的那柄尚方宝剑。
　　 想要尚方宝剑的我显然不是个很坚强和很勇敢的人，我自知自己的懦弱和局限，我也不想像现在最普遍的乡干部那样把精力划十为四：三分考虑工作、三分防犯小人、三分维护领导、一分为了家小，我不想把精力消耗在官场的勾心斗角上，一个小小的村长有什么能力和实力去斗呢？要斗，我不会选择村长这个不是官职的职位，将一生浪费在无聊的算计人的事情上，在我看来要多遗憾有多遗憾，要多无知有多无知，要多不值有多不值。所以我呼唤文明的、科学的运行良好的政务环境，离开了这样的环境，中国就算解决了农民问题，之后依然存在严峻的社会问题，毕竟政治渗透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