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
　　这是个极其无聊的夏，在短的时间里，必须搬两次家。期间夹杂着租约和买房的部分烦琐手续，显得更为浮躁。六月是很好的两个字，我用它来写过一个小说，他们说那里头有些伤痕。电视的三十个台无一好看，每天对着它唯一可以做的愉快事情就是不断跳跃，看影像快速切换，五颜六色。
　　一切似乎就在浮躁与伤痕中入夏。
　　东西积累起来挺多的，不得不叫搬家公司。接电话的人油嘴滑舌，先以低的价格答应下来，还声称会多派几个人来。车来时，从车头座位跳下两个人，一个跑到车后厢喊出来了，才见三个四五十岁的男人穿着破旧的衣服缓慢下车。
　　大概傍晚的光景，可见他们都疲惫不堪，汗流浃背。其中一个男人喝水休息时说，这样负重的工作一般从早上六点钟就开始，延续到晚上八九点。早上精神好一些还不觉得累，到了傍晚时分最累，四肢无力，连动都不想动。我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湖南。为什么不在家乡谋生而跑到广东如此劳累？他便不说话了。
　　出于做媒体的敏感，又询问了些有关的情况，知道原来每一次交易他们只提取百分之二十的费用，再按人数平分。比如120元的搬家费，要出动5个搬家工人，一趟下来，也就一人只赚四块八。这四块八一般要跑八九个来回，一个来回五六毛钱，收入相当低微。
　　然而让他们愤愤不平的是，在空调里油嘴滑舌接电话的人，却每接一单生意赚三块钱，不费吹灰之力。我便想起那人在电话里随口承诺价格和人数的草率，有些不择手段，只要你能答应让他们派人来。至于人来之后价格是否与他们的劳动力相符合，又或者现场会起什么纠纷，那是次要的而且可以随机调解的事。往往多十块钱时还会理直气壮地说，你看，他们多辛苦，加多十块钱也就是您喝杯咖啡的钱，没必要这么计较吧。
　　似乎理亏的是我们，于是不禁心软添了钱。却不知这十块钱，到底也只有两块，真正给了那些辛苦的人。
　　付钱时，我特地加了十块钱，说这是给他们的，不必要告诉搬家公司。尽管不知道能否如愿，但也觉得稍微对得起这些人不时弯曲的腰骨。年纪最大的那个男人说他干这一行有三年。我问他年老时应该会腰肌劳损吧，他很淡然地笑，仿佛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印象最深的这个场景：他蹲在地上算他们的开支给我听：一个月吃喝算两百块吧，住算一百块吧，每个月能存下来的剩不到三百块……
　　
　　一样 不一样
　　周末的中央新闻频道做了档有关打工者艺术团的节目，一个叫做孙恒的男子抱着吉他四处为打工者唱歌，起初是缘于个人的爱好，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逐渐发展成一个有组织略带商业性的艺术团。
　　孙的面容极其平实，有特色的是那件红色T恤，上面写着：We can make a difference. 可是他却也一直强调：我们打工者同样是劳动者，在一个陌生的城市里，需要同样的尊重和同样的待遇，而不是歧视的目光。
　　所以我逐渐也不太知道他们想与众不同的是什么，与众平等的是什么。这些概念是模糊而交错的，仅知道的是他们企图改变现状或者人心的欲望。
　　可惜现状或者人心，是最固执的存在，很难改变了。
　　曾经看过这么一段话：广东是中国大陆得益于民工血汗最多的一个省。外来民工人数超过一千两百万，高达本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然而在这个城市穿行如此多年，却见这百分之二十被清晰地分离在绚丽之外，大部分人做着卑微的工作，拿与劳动力不相符合的报酬，忍受不了者则铤而走险走上犯罪的道路，最后埋葬了自己的未来。
　　据说清华食堂的师傅张立勇出名了，上了《新闻面对面》，各大媒体也争着要他露露脸。这人托福考了630还将取得北大本科文凭的确很厉害，打工十年，勤奋不息。前日与朋友们聊天，谈起北大好还是清大好，有人调侃：当然是清大好，食堂师傅都考了托福630呢。然后场面陷入沉默，想起我们在安逸的工作环境里扬言要继续深造或立誓做海龟，都在懒散中被风吹走，化为乌有。
　　一样，不一样。
　　其实很简单，它们是这样被分别出来的，不是弹唱。
　　
　　日日。在空调里拨弄网络看林林总总的新闻，想写点什么却又举笔不定。
　　生活总会有些现象让我们不堪重负。
　　当重到不能再重时，便是不能承受的轻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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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要有些随风 有些入梦 有些长留在心中 于是有时疯狂 有时迷惘 有时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