巍峨雄伟的肇大山底，坐落着永吉县五里河镇。镇旁，五里河水长流不息，镇中吉桦路东侧，有一幢210平方米的砖瓦结构的尖顶房，门面挂着四五块匾额，这就是闻名于全国的五里河镇文化站，这是1990年五里河子镇的文化站。
　　提起文化站的建设与发展，谁不翘起大拇指说：“这里有个好站长。”
　　
　　垦荒者
　　
　　提起1981年时的五里河子文化站，熟知的人们都会清晰地记得，那是一种多么破落的情景啊！两间摇摇欲坠的茅草房，屋后长满了青苔。一张破旧不堪的办公桌，一张只有三条腿的破椅子，这就是文化站的全部家当。一个又一个的文化人接踵而来，匆匆而去，人事不断变更，可面貌依旧，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不起来。
　　随着改革形势的发展，群众文化活动和精神文明建设是非搞上来不可了，当时公社党委一次又一次的例会研究这个问题。由谁来当站长才能扭转文化工作的被动局面呢？
　　这时，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副主任王志军头脑中出现了一个清晰的人影，他高兴万分，这个人不是最好的人选吗？
　　原来王志军在下乡中发现二道村党支部副书记兼大队长孙利对文化工作有一种特殊感情，他虽然只有初中文化程度，可是爱写爱画。那时尽管劳动日值低到两三角钱，可他每年却自费300多元订阅50多种刊物，单独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屋做图书室，招揽了不少青年人来学习。他从1961年初中毕业，到1981年的20年中始终如一日地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他经常以笔作画、写文章，在报刊投稿发表竟达几十篇。
　　要搞好文化工作，就必须有忠心不渝热爱文化的人，党委一锤定音，调孙利作文化站长。
　　就这样，孙梨来到了五里河子公社文化站。凭着两间破草房和“七条腿”的家当开始了工作。
　　要开展文化工作，没有一个场所怎么行呢？他全面思考了自己工作的路数，第一步那就是要改变一下恶劣环境。那么，两手空空又怎么改变呢？于是他就厚着脸皮到社直单位挨家去化缘，可是谈何容易，足足跑了20多天才化来135元钱，不给钱的单位，给点破板子、剩白灰的，他也喜不自胜，像得到宝物一样收集回来。
　　废料收集齐了，他舍不得花一个钱雇人，自己大干起来。他从公社木头堆里拣来破乒乓球案子拉成了两半，在林场一个破栅栏上起了不少旧钉子钉上腿，上面铺块塑料布，做成了一个很像样的阅览桌；用木桩和破板子钉成几个长条凳，以供阅览者坐；用要来的剩白灰将墙壁全部粉刷一下；用那135元钱买了点办公用品、小页书、画报等。年底文化活动就开展起来了。
　　1985年，乡政府（公社已改为乡）要盖楼了，原有的站址因修吉桦路拆除了，领导征求孙利意见是否进楼。孙利想，如论个人享受，进暖气楼是再好不过了，可是要真正开展文化活动那就困难了。一个办公室狭窄不说，搞起文艺活动，整个大楼也就不用办公了。想到这，孙利坚定地表示，不进楼了，把政府原有的破平房给文化站就行了。领导为难地说：“乡里盖大楼欠了几十万元外债，再也拿不出钱维修了，那栋破房子不维修怎么办工啊？”孙利坚决地说：“能行，我们不要乡里拿一分钱，自己动手维修。”
　　说起来容易，干起来却是何等困难啊！季节已到了10月下旬，天寒地冻，一没钱二没物。但劲也正是困难憋出来的，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孙利领着馆内几个人，从破房中搬旧砖，从大雪中挖沙子，没黑没白地大干起来。那年天气冷得格外早，用凉水和沙泥一会就冻成块，他们只好用炉子烧热水去和。不一会儿手伸上去仍是刺骨般凉，但是这些不会使用泥板的人们，还是不停地用手把砌出来的墙抹上，就这样，他们一个屋一个屋地建，足足干了两个月，投入450多个工日终于修好了112平方米的文化站。有人算了一笔账，若包给个人修，至少要花5000元，可孙利却一分钱没花，所用泥沙砖全是拣来的。
　　新的场所修起来了，原来自制的一些桌椅摆在屋内仍显空荡荡的，这时文化站尽管有了一点钱，如果全部添置桌椅，那文化活动就无法开展了。况且还有多少事业需要办啊。于是孙利的眼睛盯在了其他有实力机关扔掉的破桌烂椅上，他东拣一条腿，西拣一个抽屉，成天像一个“破烂王”。别说，还真有收获，他组织站内同志，将拣来的破货，一拼二凑，再经加工修理，刷刷油还真像新的一般。五个活动室摆得满满的。
　　困难一个又一个地摆在孙利的面前，场所修出来了，设备安置了，可是数九寒天不取暖怎么开展活动呢？烧柴又成了大问题。孙利，这个专门能啃硬骨头的汉子，似乎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他。他穿上了破衣服，手执柴镰，带领全站人员向离站30多华里的南楼山奔去。
　　这时已是近腊月的季节了，气温骤降至零下30℃。北风呼啸，寒气逼人，海拔1400多米高的南楼山上更增寒意。当孙利他们来到山下时，看到七十多度的陡坡上积满了没膝的深雪，坡上的底柴草已被人们打光了，只有山顶上依稀露出了榛杆、苕条的尖尖。他们只好向山坡上爬去，积雪影响着他们前进的速度，一只脚刚从雪中跋出来。另一只脚又陷入了深坑之中，山势陡峭。孙利稍不留心就跌到了，顺着山坡滚了下来，只滚出去15米。才被树干挡住。他脸上全刮出了血，但是跌到了爬起来，滚下来再上去，大家都不知摔了多少跤。等攀登到山顶的时候，都已累得筋疲力竭了。
　　但是谁也没喊一声苦，大家挥镰大干了起来，与其说打柴，到不如说是在深雪中挖柴。饿了啃几口冻干粮，渴了吃几口积雪，尽管挥臂大干，手脚仍然冻得肿如馒头，晚上回到家，鞋冻在了脚上脱不下来，只好放在冷水中缓；裤腿里塞满了雪，体温融化后已冻成了冰块子只好用手掏。
　　真是太艰苦了，可是为了文化事业，第二天孙利又一声不响地带领大家上山了。就这样，足足坚持干了半个月，硬是从雪里打出4000多捆底柴，拣了两车梢头木，除了留够烧的，还卖了900多元；可是孙利和站员们的脸上、手脚全都冻脱了一层皮，却未拿一分钱的补助费，收入全部无偿献给站立。
　　经过孙利带领大家的艰苦奋战，文化站基本像个样子了，与其他乡文化站比也说得过去了。可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文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欣赏文艺，而且自我表现意识也不断增强，他们要写诗、要绘画、要表演，但要搞这些活动，现有的设备怎么能行呢？孙利给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脚步必须迈大了，否则就满足不了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经过工作实践的尝试，使孙利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那就是自力更生是使文化站工作开辟更广阔前景的唯一途径。他较尽脑汁思考，用什么办法才能给群众文化活动创收更多的资金呢？仅满足于每年打一点茅柴这种低层次的自力更生吗？不，不能。我们是文化人，我们有自己的优势。于是孙利的眼睛转向了兴办企业上。他带领站员承揽了几块牌匾装潢，挣了200多元，再加上卖柴款，买了摄影设备，开办了照相馆；买了烫花器，开办了工艺美术社；买了个货架，办了文体用品商店。
　　以文补文企业开展起来了，孙利和站员们起早贪黑地干，利用收入的钱又开办了游艺厅等几项企业，使仅有7人的小小文化站企业发展到了6个。利润逐年增加，1986年获纯利6千元；1987年获纯利1万元；1988年获纯利1万1千7百元；总之是逐年递增。
　　这些年来，上级主管部门一直只拨给一个人编制的人头费。可孙利却凭着他们自己的双手，创造了近20万的价值。站里除担负6个人的工资外，又扩建了98平方米的活动室，先后购置了办公桌椅14套、卷柜11套、图书柜4个、茶几2个、照相机3台、暗房设备两套、电子游艺机两套、电视机2台、收录机2台、扩声设备一套、制作画板标语牌49块、展出镜框100个、石英钟2个、演出服装120套、幕布2块、彩旗30面、乐器17件、磨花机2台、平刨机4台、购买各种图书10000册。订阅报刊200种。（读者注意千万不要以现在眼光去看当时的状况，那时作为一个穷困山区的乡文化站确是不简单啊！）
　　
　　拓宽者
　　
　　文化站活动场所扩大了，可是每年参加文艺汇演、美展、书法等大型活动者竟达2万6千多人次，面对如此强烈的参与意识，210平方米的房屋怎能成为千军万马活动的场地，只有使文化活动的场所遍布农村广阔的天地，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渴求，这就是孙利经常思考的问题。
　　1985年，孙利将文化站的工作重心放到乡直单位和村社文化室的建设上，这当然是一件十分艰巨的工作。因为农村落实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由原来集中分工劳动变成了分散的个体经营。干部们也忙于各自的活计，不愿花费力气去组织群众；于是，孙利就一个村一个村地做工作，苦口婆心地向他们讲开展群众文化工作的意义。
　　面临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场所，生产队解体后，房屋全部处理了，村民委员会的房子也都很拥挤。孙利就一起与他们踏察，经济好些的盖起了文化室；经济困难的就修理闲置的旧房子。
　　孙利就这样走遍了全乡的各个村社。辛苦的工作带来了甜蜜的硕果，干部的思想通了，场所有了，剩下的就是动手布置了。
　　孙利的特点就是说干就干，干起来就不要命。他带领站里的几名同志，组成了布置文化室无偿突击队，走机关、串村社，经常是通宵达旦。
　　“三·二村”共有200多口人，可是却建起110多平方米的文化活动室。由于新建房后经济很紧张了，布置文化室连材料钱也拿不出了。孙利来至这个村后，亲自到烧柴里拣出一些破木桩，用锯加工成板条，然后用钉子钉成各种框架。又从文化站补文企业里剩余的废料中拿来一些，没黑没白地大干了几天，终于将文化室布置一新。干部和群众看到群众没花一分钱，场所就布置得这样美观，高兴地给孙利他们包饺子吃。
　　全乡26个村、14个机关，共40个单位的文化室布置全是孙利带领站员们干的。他们整整奋战了一年，熬夜近200个，装潢文化室总面积达3000多平方米，书写40多万字，绘风景画400余幅，条幅100多米，论经济价值，装潢费近5万元，可是孙利他们什么也没要。
　　文化室的布置近尾声了，孙利这个铁汉子也累倒了。那是在装潢“五·二”村文化室时，他经常感到腹部疼痛难忍，开始吃几片正痛片还能顶一阵，后来情况越来越怀。本来离卫生院只有50米，可他就是舍不得那点时间，索性把腹部狠狠地顶在桌子上。几天后，疼得更加剧烈，豆大的汗珠从他的脸上滚滚而下，可他却非要将文化室布置完不可，站员们见劝说不了他，就报告了乡领导。
　　后来孙利的生命已处于垂危之中，被送到了县医院抢救。经确诊，原来是“急性大网膜扭转坏死”并发“急性腹膜炎”和“高位阑尾炎”。大夫惊叹地说：“这真是个硬汉子，如再晚来一天就没命了。”
　　手术后，孙利的身体极其虚弱，一尺一寸长的刀口剧烈疼痛，身上扎着三个点滴瓶和一个输血瓶。可是当他醒过来后关心的还是站里的工作，急忙问医护人员几天能出院。领导嘱咐他安心养病。可他却怎么也安不下心来。是啊，这年是县文化馆实行目标管理的第一年，有多少工作等着他去做呀？一定要完成目标，不能拖全县群众文化工作的后腿。本来应住院一个月，可第六天刚拆线，仅能喝一点粥，他就软磨硬泡，办了出院手续。
　　孙利出院后，在家住了三天就心急火燎，非上班不可。第一天上班，离家不足一里地，却如万里长征般遥远。拄着木棒，每走一步，刀口撕裂般痛，最后竟疼得倒在路上。他见自己实在走不了，就住到了文化站，让他妻子送饭。
　　刀口疼就吃几片正痛药，实在累得不行就在沙发上躺一会儿，他在文化站住了三个月，直到基本康复才回家去住。由于孙利的呕心沥血，群众文化活动场所拓宽了，这一年的文化目标实现了，达到村村有文化点，社社有文化室。每到节假日或农闲季节，文艺演出、书法绘画、体育运动会等活动接连不断。文化阵地不断被社会主义思想所占领，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普遍有所提高，精神文明建设也不断得到加强。
　　
　　启蒙者
　　
　　一提起摇篮，人们就会想到那伟大的母亲，也会联想到那沸腾的校园与辛勤的园丁，却怎么也不会与文化站联系起来。可是曾几何时，孙利却把它变成了摇篮，确确实实的青少年的摇篮。
　　群众文化活动的开展，立时使文化站增加了凝聚力，一群青少年涌到文化站借阅图书，学诗作画，学演文艺节目。孙利把握青少年的特点，把他们分成了书法、文艺、绘画等若干个小组，站内工作人员分别辅导各组开展活动。为了使青少年见识更广，他还经常到县文化馆请来各科高水平的教师做辅导。
　　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孙利为全乡各村社培训了500多名骨干，其中不少成了文化的专长人才。
　　小屯村女青年周桂香非常爱唱歌，嗓子的素质也不错，可就是不会运用技巧，地处偏僻的山村又无处去学。一次孙利到小屯村发现后，就对周桂香说；“你到文化站去学吧，我们欢迎你。”周桂香听后，真是高兴极了，第二天就来到文化站，参加了文艺活动。由于文化站白天忙于其他业务，各组的活动均利用晚间，有时到半夜12时，周桂香也从来不缺席。
　　坚持了二年，音质有了很大提高，1983年县里文艺汇演，获歌手称号；1984年被永吉县地方戏曲剧团录用，成了一名专业演员。对那些身残志坚的青少年，孙利也不嫌弃，反而更多地关心他们，使他们成才。如在“五·一”村滕继民身上，孙利就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他像慈父一样关心他、爱护他，使他终于走上了勤劳致富的道路。
　　滕继民从小得了小儿麻皮，作下了严重的脚瘸病，只读了小学六年，就忍受不了一些孩子的欺辱而辍学。看到同龄的孩子活蹦乱跳，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严重的创伤。他自卑，他想死。面对这个残疾儿，父母也十分苦恼，整天看着，怕他寻短见。一次孙利来到这个村，正好住到他家。发现这种情况后，决定将他接到站里，教他一技之长，让他能够自食其力。可是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残疾儿能学什么呢？孙利不怕艰难，从点滴开始培训，每天手把手地让滕继民练一个字，一点一划的特点他都得详细讲给他听，给他找来一堆废报纸，叫他先用铅笔，再用钢笔，最后用毛笔在废报纸上反复练。字练得差不多了，再教他临摹、速写等绘画技巧。
　　良苦的用心，深深地打动了这颗即将死亡的心。滕继民仿佛进入了另一个天地，他的生活充满阳光；他心无杂念，从早到晚心思全部埋在了写字、绘画中。他每天画到几时，孙利就陪伴到几时。孙利这种不怕吃苦的精神无时不在深深地感染着他，他拼命了！
　　经过五个寒暑的刻苦努力，这个残疾儿成功了，他的作品连续在吉林市举办的35～40周年国庆画展中入展。从1986年开始办起了个体美术社，并以“腾飞”为名，表达了瘸腿也要飞起来的志愿。由于他手艺精湛，做活认真，赢得了信誉，年收入达2万元，改变了家庭贫苦的状况。盖起了120 平方米的砖瓦房，彩电、洗衣机、冰箱等大件样样俱全，成了五里河镇数得着的富户，有才就招人爱，一个出类拔萃的姑娘看中了他，成了他的媳妇，他自己说：“过去娶媳妇，想都不敢想，别说这么漂亮的了。
　　手艺学成了，小日子过起来了，这个残疾儿并没有忘记培育他的文化站，没有忘记手把手教他的教师孙利。每当文化站里有活动。他都主动去参加，帮助镇里布置会场。文化站员干通宵，他也跟着达旦，从来不要任何报酬。有时孙利想给他点补助，他激动地说：“是文化站给了我新生，我来干点是应该的，我怎么能计报酬呢？”没有办法，孙利只好作罢。
　　孙利在培训文化骨干中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不仅培训业务，更重要地是培训青少年的思想，培训一些对文化执著追求的人。副站长郭艳玲的成长就是最好的例子。
　　她早在高中读书时，就深深爱上了美术，文化站的每次活动她都积极参加。时间一长，孙利创业奉献、吃苦精神渐渐地感染了他。她决心当个文化人。
　　毕业后，她就要求到文化站工作，因为当时站里经济状况不好，不可能用太多的人，孙利就对她说：“你热爱文化工作，我们欢迎，可是没钱开工资啊。”
　　郭艳玲坚定地回答说：“你不是经常地教育我们讲奉献吗？我什么也不要。”于是她成了义务站员，每天起早贪晚比正式站员干得还欢。从1985年到1988年分文未取，可干劲始终未减。
　　可是郭艳玲收获还是很大的，她的绘画作品有32幅在县里展出，9幅在市里展出，6幅在市县获奖。而且还能写出一手好文章。1989年被聘为文化站的正式站员，1990年被任命为副站长。那时，人们的生活有了极大提高，轴画、条幅代替了墙上的年画，三年来，郭艳玲就为各单位和群众义务作画300余幅。
　　像这样的例子，在孙利将近十年的文化生活中真是太多了，正是有孙利这样的好带头人，才使文化生活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人们。
　　“五·一”村有个家庭妇女叫王淑琴，总想练习写点诗，可苦于找不到人辅导。孙利听说后，登门将她请到文化站，参加文学班。
　　王淑琴劲头更足了，家里生活困难，买不起稿纸，就用孩子的作业本背面写，有时一写就是通宵。
　　常此以往，她的丈夫不干了，有时王淑琴正写得出神，他突然把灯给闭了，王只好含着眼泪睡去。
　　孙利知道这件事后，就反复做王淑琴丈夫的工作，她丈夫态度才有些好转。后来王淑琴的一首诗在《江城日报》（市级报纸）刊载了，“锅台转”也能发表诗，这件事在村里引起了强烈反响，她的男人也美起来，感到娶了个能写诗的人做老婆，爽！酷！！
　　现在王淑琴每次到站里参加活动，他的男人都不辞心辛劳地用自行车接送。县里举办文学笔会，尽管家中还欠外债6000多元，男人却主动支持王淑琴自费去学习。1990年当年王淑琴就已在报刊上发表了25首诗，成了全县小有名气的业余诗歌作者（据说此人一直坚持到现在，大概发的诗有几百首了吧？）
　　要说群众文化工作是万能的，这话不够精确，然而它却实实在在地活跃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启迪着人们不断奋发向上。不仅陶冶着正常人的情操，而且也会把那些有逆反心理的人们引上正确的轨道，发挥他们的主管能动作用，为社会做贡献。
　　孙利就是很好地把握了群众文化这一特性，他不仅在文化活动的形式上不断翻新，更重要地是把硬功夫下在转变人的思想上。
　　郭范村有个小青年，是个远近闻名的打仗王。眼睛没毛病，整天戴个黑墨镜，楞装黑社会老大；长发披肩，背后人们说他是公母不分。三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曾三进拘留所而不思改悔。1983年是历史上少有的大丰收，可他承包的5亩水田只打了5包稻子。父母管不了他，面对逆子不能回头，急得直哭。
　　这一年秋后，孙利正好来村抓文化室的试点工作，这时他发现这个小青年经常往文化室凑。村干部告诉孙利：“可不能理他，这小子八成没安好心，冲演节目的小姑娘来了。”可孙利却未发现他做什么坏事，只是对书特别有兴趣。于是孙利就主动亲近他，先给他介绍些革命故事书。他读书兴致越来越浓，孙利就因势利导，逐步引导他读科技书。种水田的惨败深深刺痛了这名小青年的心，于是他对水稻栽培技术书产生了特殊兴趣。渐渐地人们发现，他头发短了，黑墨镜摘下来了，打仗的地方看不到他了。
　　人们哪里知道，这个打仗大王不但表面发生了变化，他的灵魂更受着时代浪潮的强烈冲击，思想深处正发生着巨大变化。他深悔过去不走正路，他下决心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1984年，他憋足了劲，一年下来，尽管自然灾害侵袭，多数人家减了产；可他仍是那5亩地，却打了52包稻子，被评上了五好社员，还担任了村民兵连长。
　　
　　尾声
　　
　　称孙利为群众文化的园丁，不过分；称他为全县群众文化苑丁第一人也不过分。他心中装着群众文化事业，却很少想到自己。为了文化站补文事业的发展，他把自己和妻子的工资几乎全部拿出来借给站里，已垫入7000多元，可他从不要利息。
　　一句格言说得好：“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这里一件小事也能看出孙利的思想境界。一次供销社内部处理长条沙发，每个120元，可按当时市面价需500多元。因为孙利经常帮助他们布置文化室，就卖给孙利一个。可孙利买回来后却将这便宜货拉到了站里。同志们都感动地说：“孙站长真是处处想着文化站。”
　　他每天起早贪晚，一年差不多干两年活。笔者曾给他算过一笔账，他每天平均工作达14小时之多，每天超工时6小时，全年超工时2160小时，按8小时工作制，就是270天，而且孙利一年从不休周日，又是48天，总计就是318天。这笔账绝不是笔者杜撰出来的，而是调查后得出的结论（那时很多人都如此。现在？哼！！！）。
　　孙利献身文化事业，得到了各级领导机关的嘉奖。
　　1982年至1989年连续八年被评为永吉县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1989年被县政府命名为文化先进标兵；
　　1987年至1989年连续三年被评为市、县劳动模范；
　　1983年至1989年连续七年被评为省文化系统先进工作者；
　　1988、1989两年被省文化厅、省财政厅评为以文补文（就是以文化为内容的企业，开展有偿服务）一等先进个人；
　　1990年4月孙利光荣地参加了国家文化部召开的全国百名文化站长经验交流会，并在会上发了言，印发了他的典型材料；
　　1990年底，孙利又被文化部评为全国先进文化站长，五里河子文化站被评为全国先进文化站。
　　面对这些荣誉，孙利并没有陶醉，在与笔者交谈中深感差距很大。是啊！那些为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进取的人们哪个又不是如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