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中“裤裆”一词来自满语，也就是东北话的“卡布裆”，中国明朝以前的小说提到那个地方都是说“胯下之物”，裤裆的叫法是后来才流行的。
　　 说到“胯下之物”，可不简单，它是会要人老命的。明朝的屠隆就是一例，然而，这也是中国古代文人中唯一的一例。
　　 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汤显祖写了一组七绝，共十首，寄给他的好友，时在病中的屠隆。汤显祖的这组诗题为《长卿苦情寄之疡，筋骨段坏，号痛不可忍。教令阖舍念观世音稍定，戏寄十绝》。所谓“情寄之疡”，即为当时“梅毒”的雅称。你把感情寄托到婊子身上，婊子也就将梅毒螺旋体转移到你身上。这位死于性病的才子，其出格的风流水平，你说，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吗？
　　 在今天，汤比屠的名声大得多。可在万历年间，屠隆的声名，要比汤显祖响亮一些；屠的戏剧，也要比汤的卖座一些。因为屠隆不光写戏，还会演戏，家里蓄有戏班，花钱聘着名角，还时不时地粉墨登场，客串红毡，积累了丰富的舞台经验。而且，屠比汤要风流倜傥多了，自然追星族也要多些。
　　 像屠隆这样的才子，引娼挟妓，眠花宿柳，平康冶游，招蜂惹蝶，弄出一身病来，是不必大惊小怪的。然而，得了性病，多少有点中奖的荣耀感，实在是匪夷所思。在今天说来，某位作家从三陪小姐那里染上淋病白浊，顶多从电线杆子上贴的小广告，找江湖郎中私下治闻，绝不愿意大事张扬。无论如何，这是不大名誉的事情。可在明朝，却视作风流，不但不感到难为情，不觉得是件多么难以启口的话题，还要堂而皇之写进诗文里的。
　　 汤显祖，这位与莎士比亚同年死去的剧作家，就认为这是风流，不是丑恶。
　　
　　 对每个人来说，裤裆里存的那点积蓄是人生来就有的，死也将带走的。与人体的其他器官一样，心、肝、脾、肺、肾都是一种文化，都能以文字的方式书写出来，作为研究的对象、公开讨论的课题。这本来好像没什么，比如明朝的汤显祖，就觉得没什么，可以公开写诗评论。但偏巧就这裤裆里的东西就必须藏着掩着，对它的功用更是不能提之，提出来即为可耻的，即为下流和卑鄙的，好象本没有干什么事却赋予了已经干了什么事的涵义。这本来好像也是对的，但很多人却不管，堂而皇之的公开，不仅不掩藏，而且公开的添油加醋。
　　 遮羞布就是用来遮那“胯下之物”的，如果，连遮羞布都不要了，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屠隆的情况，至少因为其是个才子，一个风靡一时的剧作家。
　　 时下，很多所谓的作家打着“先锋”的幌子，再挂一块什么“新新人类”、什么“私人化写作”、什么“身体写作”的，还有各种各样的羊头招牌，都是趁着风头一拥而上的势头，带着很大的媚俗性，功利性，其实是矫饰有余，多的是女子气或裤裆气，宣扬的不是个人精神的操守，甚至根本没有精神可言，纯粹是肉欲的放纵。将现代人精神无家可归状态表现得极为苍白、无力，甚至忘记了人有精神生活的一面。物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扬，而精神被贬到了极远处。
　　 充斥着中国文化市场的文化作品，大多是些赤裸裸的肉欲，大鸣大放，让人虚汗淋淋的情欲，都是些裤裆文学。这些新潮或者先锋，都是过分地渲染男女之间的关系，大多数都是没有任何感情的铺垫的情况下就钻进被窝大搞性的技巧什么的，使得作品成为房中术展示一般。或者纯粹地描写肉体，耽于肉欲，也不知道描写这些东西为了说明些什么，或者超越些什么的。一提笔就比妓女还要放荡，越写越往裤裆里钻。人们说这就是先锋，这就是解放人们的思想。他们宣扬的是“肉体放纵”，而不是“精神放逐”，是挑逗人们的邪念而不是发掘生命的内核，是沉沦于兽性的快乐而不是弘扬了人格的力量。这完全是偏离先锋文学的，是对先锋文学的一种玷污。
　　
　　 这是什么问题呢？古时候？今朝？我想这问题再简单不过了，那就是我们太自私了：那样自私的权力，那样自私的公民，那样自私的组织……这疯狂的自私，这种赤裸裸的“私心太重”，是中国文化落后于世界主流文明的真正根源。这种自私不是起因于意识形态的狂热，而是由于生存恐惧。其中，权力恐惧作为最大的生存恐惧产生了最大的生存自私，权力自私能够将一切现代化的社会变革“消灭在萌芽状态”。
　　 罗素先生对公元前三世纪希腊文化没落时期的社会状况有过这样的描写：“普遍的混乱必然要引起的道德的败坏更甚于知识的衰退。”这描写使我们生似曾相识之感，这段深刻的文字对理解生存型自私是有启发的。
　　 不管是在古代中国，还是现代中国，“普遍混乱”是一种历史性现象。自然，上述种种道德状态便成为一种普遍的历史性的道德状态。生存自私泯灭良知和人格尊严，它鼓励人不择手段地活着，客观上表现为对他人命运的漠不关心，甚至不管他人死活。“达则专政天下，兼济亲友；穷则独骟其身，没事偷着乐”。
　　 屠隆尚是为了一己的自私，为了“卡布裆”的自私，对社会危害不大。因此，他不算多大的罪恶。现在的这些“裤裆文化”的推崇者，确是为了一己和团体的自私，就成了一锅汤里的那只老鼠，对社会危害极大。生存自私的的恶果首先是责任感的丧失，在这里，责任感完全是奢侈。生存自私还意味着对“缺德”事件能够“设身处地”地予以“理解”：当中国人说你“成熟”了，意味着你已经完成了“道德割礼”而“成年”了。这里没有对道德的尊重，更多是嘲笑或因道德自卑而攻击道德。然后是卑贱猥琐的贪婪。“中国人生活的不稳定使他们具有一种不可想象的活动力和异乎寻常的贪得欲。”最后是急功近利与“搭便车”。灾民理性对短期利益的重视高于长期利益，这是因为灾祸高频率发生的结果，因为任何长期的利益都是靠不住的。“只顾眼前利益而不计后果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对教育的忽视、经济掠夺政策以及对环境的破坏，无不建立在短期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的考虑之上。这种对短期利益的偏爱和对信用的不信任，使商业不能在契约的基础上发展，因为商业契约是关于远期权利和义务履行的合约。
　　
　　 因此，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文化，即使是“裤裆文化”，也不能去取悦人的感官，为自己谋取什么利益，它需要一种牺牲精神，时尚或者病态的叫喊，最是要不得。这种“裤裆文化”并不是去建构什么，并不是存在着一种社会良知与道义，表现出来是苍白、无力，特别以欲望化姿态作为自己描写的契入点，对性爱的颠覆带着一种病态的反抗。许多话语在欲望的放逐、性本能的渲染、性经验的演示以及性交往的自由化大量展露中成为一种极端的个人化的渲泄物。人性在这里被梳理为最简单的生理满足。他们的观点也许就是谁放逐欲望，谁性暴露走到了前沿，谁最无耻也就谁最牛逼，当然也最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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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六十，貌似六十，心态逾六十。
心智呢？时而六十，时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