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的胜利、中国军队的胜利，不独为林彪所有，岂可与汉奸文人同日而语。
如果是追忆胡兰成投敌卖国的行径，那就早该删除了，不提他的汉奸行为，不代表网站就可以理所当然地追忆汉奸。再强调一次，热贴精文属于网站行为，该有起码的道德底线。
附胡兰成资料（摘自
http://www.sdbookstore.com/chenzhafanqihulancheng.htm）
胡兰成（1907-1982）出身贫寒，中学未毕业即回家乡小学教书。他从小聪明好学，有“乡间才子”之称，因此自视甚高，不甘心当一辈子“孩子王”，不久就离开家乡，闯荡四方，但郁郁不得志。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和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发动反蒋的“两广事变”。胡兰成在《柳州日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政论文章，积极鼓吹两广与中央分裂。他的政论引起各方的注意。汪精卫系统的《中华日报》也邀他撰稿。他的文章发表后又受到日本刊物的青睐，当即译载。
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他被调到香港《南华日报》当编辑。他写的社论《战难，和亦不易》，深受汪精卫妻子陈璧君的赏识，认为他是个人才，想见见他。经过打听，才知道他还是一个月薪仅60港元的小编辑，一家生活很不易维持，且眼病甚重，无法应召去见“夫人”。陈璧君为此狠狠地责备了主持该报的林柏生，认为他埋没真才。林柏生大为惶恐，连连谢罪，立刻提升胡兰成为总主笔。
1939年春，汪精卫从河内偷渡到上海，着手组织伪政权时，由于陈璧君的推荐，便电邀胡兰成到上海，充当自己的侍从秘书。翌年，汪伪政府成立，胡兰成被任为宣传部政务次长、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华日报》总主笔。当时汪精卫称他为“兰成先生”，经常向他“殷殷垂询”，他因此被称为汪精卫的“文胆”。胡兰成踌躇满志，自诩“稳坐政论家第一把交椅”，“和平运动时位居第五”，不料因此得罪了汪精卫、周佛海和林柏生等人。胡兰成很快就被免去职务，又成了“一介布衣”。
被排挤出汪伪集团后，他通过日本使馆的官员清水、池田笃纪，和日本军政界的少壮派人物拉上了关系。日本宇垣一成大将约见胡兰成，向他请教：如果日本失败，应该向谁求和。胡兰成献计道：“向重庆求和，必遭到拒绝；至于延安，可以取得某种军事上默契，但于大局无补。求和必须向英、美，别无他途。”宇垣认为他的话有道理，由此他的身价倍增。
日本投降后，胡兰成逃出武汉，先后隐居上海、浙江等地。于新中国建国前后偷渡日本，后又曾执教台北。1976年，胡被逐出台湾，又客居日本，1982年病死于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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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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