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昨日《官员专家回应“批判西安”》一文引起了广大读者特别是西安市民的广泛关注。什么原因使该书作者对西安产生了几乎完全否定的看法？他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本报记者昨日就此采访了身在北京的《中国城市批判》一书的作者海默先生。
　　
　　“千城一面”正在成为视觉灾难
　　
　　记者：海默先生，在《中国城市批判》一书中提到西安时，针对西安城市发展各个方面存在的弊端和问题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似乎已经让一个在世界上都享有盛誉的文明古都变得一无是处。你对西安的批判主要依据的是哪些信息来源？
　　
　　海默：中国城市的“特色危机”已经到了非重视不可的时候了，每个城市的特色正在消失，“千城一面”的景象正在成为我们的视觉灾难。这给中国城市建设带来了充满疼痛的警醒：一个城市的发展公开的秘诀就是能不能营造出自身特有的魅力。
　　
　　西安是我经常去的一个城市，是一个容易让人产生怀旧情绪的城市，但不会令人伤感。我想，这可能是西安昔日的辉煌离我们很遥远的原因。我常年的工作除了文学创作，主要是进行城市比较文化研究。对西安的信息，来源于我眼中的、朋友眼中的、网络上的、报刊上的、书籍上的、电视上的西安，还有外国人眼里的西安等，这一切构成我批判西安的前提。相对于长期生活在西安的人，这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
　　
　　对西安的评价限定在“批判”的范畴
　　
　　记者：作为一般西安市民，对您针对西安一无是处的批判可能都会表示质疑。对此，您有什么样的看法？
　　
　　海默：首先要申明的是，我对西安评价的客观性是限定在“批判”的范畴内，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优势，说好听的话已经很多了，这不需要我再重复，同时我在文章的最后也提到西安的优势和突围之路。
　　
　　自古以来，中国就有爱家乡恋故土的传统，“谁不说咱家乡好”，所以各个被批城市网友的“过激反应”是本能的、狭隘的，也是正常的。正如一个做父亲的，自己的儿子再坏，自己打没关系，如果被别人打了就会很愤怒、很心疼一样。由于写作对象（题材）和写作手法（体裁）的限定，《批判》一书“挨骂”的命运是“先天性”的，我在心理上的准备是充分的。
　　
　　16个被批判城市反应不一
　　
　　记者：您如何看待西安政府官员和一些专家针对您的“批判”的回应？
　　
　　海默：《华商报》上一些西安的官员和专家关于本书中对西安的“批判”所作的“回应”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我感觉西安的官员和专家素质非常高，能够理智地对待这一问题，并充满耐心地进行解释和分析，这种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良好气氛，正是西安这座文化古城的希望所在。
　　
　　一个城市的人造就了一个城市的一切，有什么样的城市人就会有什么样的城市。书中“批判”了国内16个大中城市，每个城市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昆明的赞赏、沈阳的讨伐、北京的冷漠、上海的愤怒、成都的自闭、南京和西安的理智等等。
　　
　　我不是城市建设的决策者，我只是一个文学写作者，一个城市比较文化研究学者，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引发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反思。对自己居住的城市，多点热爱，少点溺爱。
　　
　　西安正在更新观念和跨越历史
　　
　　记者：您到过西安多少次？最后一次来西安是什么时候？哪些因素使您对西安形成了像您的书中一样的看法？
　　
　　海默：大概有十几次吧，最后一次去西安是在今年7月份。书中对西安的评价仅仅是我过去对西安看法的一个总结。平心而论，西安是一个一直让我充满期待又充满失望的城市。西安的文化、科教、旅游资源在国内极少有城市能够与之抗衡，但在市场经济时代一直都有一种“有劲使不上”的感觉，特别是在城市建设与保护之间，一直似乎“有苦难言”。西部大开发的实施，为古老的西安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但由于一些可抗和不可抗的原因，“雷声大雨点小”的现实局面是西安人不愿看到的。
　　
　　走进西安城，你就会感觉到它的“慢”，一种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慢”，但是一走进“西高新”，你会突然感觉到它的“快”，一种商业和经济意义上的“快”，这种由“慢”到“快”，是一种观念和思想的更新，是一种时间和历史的跨越。
　　
　　城市化目标：保护特色适宜人居
　　
　　记者：您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对于这本书可能引起的反应您是如何面对和回应的？
　　
　　海默：城市化道路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目前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高达80%以上，而中国目前的城市化率据2003年社科院的统计资料显示是37.7%，还不足40%，所以在21世纪上半叶中国城市将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跟风和赶时髦是中国城市建设根深蒂固的毛病，中国城市在塑造自身城市特色和品格的道路上与城市的终极理想背道而驰，许多城市的决策者麻木不仁地在复制中充满快感。能够标识现代中国的城市文化到底是什么？我觉得是城市化道路的成就，这种成就一方面体现在每个城市的特色能否充分保护和塑造，一方面体现在城市建设和发展是否最大限度地适合城市人居住。本报记者　张小斌　陈牧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