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经历：某天偶然遇到心中喜欢或敬重的传奇人物、师长。大家坐定之后，三言两语，凭常年的观察习惯，我么一眼看出这个偶像的性格有致命的缺陷——他或许只是个善于夸夸其谈的人，又或许是如宗教一样对待自己学术的人，于是不由得暗自摇头，走了出去。
　　这样的时候，或许很多人都觉得世间少一尊偶像，比多一段传奇有意义。然而这偶像是我们自己造的，或许他本人根本就不以为然，这种反省才更有意义，我们本来不了解别人。
　　喜欢读书的人，少不了要受书商的诱骗，从价格上来看，现在似乎没有几本不是商品书，买书很多时候更像是搏弈，这是常情。我奇怪的是很多人都有跟读的习惯，即某个他们喜欢的作家每写一本书，他们就跟着买一本书，然后读，再然后自然是满足了某种心理的需求。按道理说，这样的读法，对于这个作家或者大师，应该是读透、起码也是读熟了吧？因为凡写东西不可能回避作者本人的性格，这是稍有实践的人所共知的。但是我们的广大读者有时突然见到了生活中的作家本人，见到了他的言行，却往往非常恐慌：因为发现长期跟读的这个人，根本与其书中的思想性格无关，也和人们想象中的样子无关，更要命的是——往往笔下的文字越美好，越健康，其人则越向反面而去的厉害。我们毫无心理准备，因此会问：这是谁？这是我一直读着他的文字到如今的某某吗，我根本就不认识眼前这个人。
　　同样的事情，比如我们大伙都写杂文，而且都可以写的很大气，襟怀宽广，衣冠楚楚，旁征博引，也都透露着要取精神于成名的经典杂文家的决心，发誓要以民间的立场来写好的杂文。然而还没有实践，仅仅是人们开始对其作品发表不同的看法，有人立即就表现出了笨拙的党同伐异。我觉得这根本就无关学问，有了这些事情，我根本就不相信学问能同人格境界保持同等水平、同等发展。同样的问题，我在反省旧式经典的杂文时，也曾提到：“难道我们今天还要继承这样的杂文表现力？我认为在同一个文化体系之中，争论是非，特别是要消灭别人，造成单一的思想体系与表现方式，永远不如互相借鉴，比社会贡献，比文化成果更有意义。由此说来，岂止是“辱骂与恫吓决不是战斗”，即便以学富五车、通古博今之识，在纸面上动辄讨伐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战斗。因此，以之为骨的杂文，说到底是软弱的。透过表面的文字，再透过文字下面的思想斗争风骨，往往就看到了私人的精神状态与性格。”（《软弱的杂文》）。这就是说，我在关注我们那些成名日久的国学大师们借杂文来表达时，更注意观察个人人生境界在学问下的潜行。当人们用刻薄的表达来进行所谓的“交流”之时，每个人都能感觉到这样虽然是达到了目的，但也是枉费了学问。
　　学问具有怎样的外表？——无非“阅历，知识存量，表达欲”，三方面都有，大概被视为有学问。长期以来国人有这样的思维定式：“这个人办事确实有点问题，但是，他很有学问，我很敬重他”。某个人一旦被认定有学问，便有充分的条件使人敬重，这个时候，其人的基本个性，“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都往往被忽略，更不要提人格缺陷了，正所谓一俊遮百丑。
　　我们首先要反省自身，然后再来看看这些所谓大师也曾显露出的缺陷：我们看到有的是性格缺陷，性格决定了表达方式，遇到质疑，如果有学问做锋芒，很少有人会弃用学问而以白话辩解，学问便有被误用来吓人的危险；有的是精神缺陷，今天的精神缺陷造型，大多不是短缺经济下的产物，但是人们仍然是缺乏。这种缺乏，是各种僵化体制带来的，根源大致来自对种种特权横行的愤怒。现在的人们在物质上进入了焦虑状态，在精神享受上一旦与别人形成的反差，便比物质不足更能触发精神缺陷的开关。
　　并不是强求别人都要成为完人，相反，我们正是要还原，要重新衡量学问与人格的价值比重。但事实是，学问可以随时吓倒我们。难道学问的用途，不是最终形成较完善的人格？学问难不成可以逾越人格？这种误会，正好像我们今天谈论文学，多数人热衷于实现文字使用的完美，希望在技术上追求到文体的完善。而这种完善具体要做成什么样？他们说是思想。其实这是折掉了文字本来“抒胸臆”的基本特征。要知道，除了严谨的教科书之外，即便是沉闷的大会发言稿，它追求的也是要说明讲话人的意图，而不是要体现技术。因此对待这种“学问”，有的人说“我志不在此”，“我要是的学以致用”，我就非常赞同。
　　总之我认为，即使学问傍身，也不可有恃无恐，因为仍然难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几个字。对那些以为有了学问就可以常保白璧无暇，或以自己学问马首是瞻的事情，我要说我不愿再遵循这个“常例”。在没有了解别人之前，那么不要妄想用学问来说服我，我不买这个“学问”的账。我愿意多认识人，而不愿认识学问，我更看重人格境界，看重人生。
　　
　　2004.9.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