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的一个很普通的小故事，至今仍记忆犹新：一次长途车上，某旅客拒不买票，女售票员与之争执，反吃一耳光，无奈之下只好让其白搭车。如果故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实在是一个比较平淡的故事，因为中国的治安还谈不上多好。售票员流着泪走了之后，那个旅客得意洋洋的对同伴说，服了吧，这年头，你就得装横。
　　 这句话着实谋杀了我很多脑细胞。以前我只知道“装蒜”、“装傻”等，从来没想到过“装横”。金大侠名著《笑傲江湖》中有个一心想称霸天下的岳不群同志，虽然一肚子男盗女娼，却装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即便其江湖外号叫做“君子剑”，也掩盖不住伪君子的本质，辛苦经营终落得个被口诛笔伐的下场。岳不群同志的这种做法用行业术语来说，就叫做“伪善”。其实，存在伪善的社会是好社会，至少“善”是这个社会的主流，否则岳不群们也不用费尽心机去伪善。因此，伪善是好制度的产物。同理，坏制度则导致大量的伪恶，某旅客的这种行为，就是“伪恶”。拉罗什福科说：“伪善是邪恶向德性所表示的一种敬意。”邪恶要装出有德性的样子，这说明社会上存在着来自德性的巨大压力。反之呢，伪恶就应该是德性向邪恶所表示的一种敬意。
　　当今社会，放眼看去，类似于某旅客这样的人好像越来越多，形形色色，各种阶层的人都有伪恶的念头，其中一些人已经设施了这种念头。当这种风气渐渐形成一种文化时，这个社会前景就不容乐观了。这种文化，就是我要说的“痞子文化”。
　　那么，什么是痞子文化呢？用一句话概括，痞子文化就是基于个人利益发展，遏止人们对现实问题做理性思考，假借民主而无休止扩张的一种文化。
　　痞子文化因为其出发点，基于个人利益，固人人有之，关键在于它是否主导一个人的行动意识，是否主导一个区域的行政意识。痞子文化在民风中表现为：以媒体新闻为聊资，高谈阔论国家大事，对任何事件不求理性思考、哲学判断，只求消磨时间。痞子文化在行政组织关系中表现为：不求对解决现实问题做综合的、理性的哲学判断，只求谁的权力大、地位高、声音响，谁的话就是解决问题的“真理”。痞子文化在文艺载体中表现为：“虚伪”二字。被痞子文化占据意识主导地位的人们，他们对所有将问题进行理性思考的人，那些善于用文章表达思考的人，怀着自我对社会的公共关怀以表达自己对现实问题做理性思考的人，抓住文字自身博奕的弱点，以“虚伪”攻之。
　　说重点的话，痞子文化可以算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反思，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被规避的精神典范，但其影响力却不容置喙地确实存在。一个“痞”字，道出其具有否定性的一种病态，从而痞子文化遂带着否定性的一种病态，痞子文化遂带着负面含意，同时也肯定了现实暗面的必然存在。
　　有计划有组织有纪律的痞文化制作、生产、外销，使这种文化的外表，包装了一层中国当代前卫艺术，有一种知法犯法，知痞用痞，不尽然是以无邪之心作有邪之作的单纯。
　　古语说的好：女人相轻，妒忌使然。其实文人相轻，也是妒忌。损别人的同时，借机捧一下自己，何乐而不为。什么“文革余孽”，什么“性斗士”等名词让看官很过瘾，让骂的人也会痛快淋漓。骂得自然是别人的名作，要不然没办法生活，自己如果写得出来，也不用费那牢什子劲了。将别人的作品糊在自己脸上，用自己的唾沫唾弃它，批判它，无非也是一个目的，招摇过市。关注的人多了，管你骂不骂，就是出了名，很快就会记住他们的名字，虽然现在还没有。这样一来就不同了，当自己再写出了东西，马上就会有人骂，“瞧你那点东西，还骂别人呢！”那不要紧，不怕你骂，就怕你不看。这样的心理，跟演艺圈里的故意抖隐私，故意告状一个道理。
　　在中国，痞子文化要算以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流行极广的王朔作品最具代表性。从公开语本的角度看痞子文化的生产和传播者，无非“是些不三不四、不登大雅之堂的令正人君子目不忍赌的盗男娼女，是一些无视人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无视社会法纪和社会公德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是一些放浪形骸、放荡不羁的混世魔王和极端的享乐主义者，……是一些社会渣滓。” 王朔的作品其实非常“矫情”，人物除了一张嘴，不会任何一技之长，也不用工作，而且往往很流氓，但总是得到爱情，还是看上去很美的那种。真把“男人不坏，女人不爱”诠释了个透。
　　当然，也不是每个人自觉的去学习痞子文化，去实践痞子文化。很多人是上了流行文化的当。我不知道这一切幕后是否都有一个或者几个类似股市操盘手一样的控制者，但是我知道的是人们跟着风去这样那样最后的结果只是银子越来越少自己还懵然不知反而沾沾自喜以为沾了便宜。类似的，一切巧立名目的背后肯定隐藏着利益的企图，这才是根本。可悲的是，并不希望人们能看透一切，可是想找到几个能保持自我的都很难。
　　大家向往或者习惯了坐在在烛光下，做绅士淑女状品红酒吃西餐。当然这是表面现象，谁敢保证这些绅士淑女不会偷偷抬起半边屁股挤出一个清风徐来的闷屁？冷不丁，就露出了“痞子”的尾巴。
　　痞子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社会的一个大问题，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乃至一个家庭，从来就不可能不存在问题，也不都是因为存在问题而走向混乱。痞子文化盛行与否的判定标准，就是行政权力者是否尊重理性思考。痞子文化总是在迫切煽动着解决问题的时间，在时间读钞中让人不遵从人类理性思考的成果，却无限放大着人的感性作用，放大着这种作用的个人魅力，从而在营造出走过场的现实中，最大化地实现个人利益。解决痞子文化这样的问题，从下自上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必须求助于上层。格兰特指出：“说政治伪善是必须的，就是说道德犬儒主义不可能成为公共原则。”但我们的权力者却往往连起码的文章都不知道，他们大腹便便，官像十足，将解决现实问题的方略归结于自我感情用事的突发奇想上。但愿痞子文化不要连上层也都影响完了，那样的话，就是我们都小瞧痞子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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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未六十，貌似六十，心态逾六十。
心智呢？时而六十，时而十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