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住宅小区里一些老人悠然自得颐养天年，或者远道而来在儿女家小住亲情依依，其乐融融的情景，我不敢前去问候，甚至不敢打开记忆的闸门。每每，想起父亲过早离去便心痛不已。父亲是建国前就下矿井的“老煤矿”，和许多煤矿老人一样，父亲太普通了，然而正是这种平凡在我心目中才显得高大完美，人们常讲“失去的才是最宝贵的”。父亲离去后追思他的一言一行，在感受父爱的思绪中充满着甜蜜，有时也是苦涩的回忆。
　　
　　 在人生旅途上，父亲是我的启蒙老师，因为这时父亲是职工业余学校的教师，回家总不忘看看我写的拼音或者汉字，给我讲一些故事。那年我不过五六岁，矿区连日大雨，突发山洪，人们都在忙碌着收拾细软，躲过这场灾难。我家住的草房距高处有很长一段路，门前的小溪很快成为一条壕沟，防汛的气笛声回响在矿区上空。慌乱中，妈妈用毯子包好父亲教学用的书籍，父亲一手抱着我，一手拎着满是书籍的包裹冲出去，在很宽的水沟面前，我幼稚的心早就怕了，父亲放下左手的包裹，他用有力的臂膀挟起我弱小的身躯，先是后退了几步，然后纵身一跃就跨过去了。而后再跨回去拎起那包书籍。那夜的倾盆大雨让人好怕，我是躲在父亲的臂弯里才睡下的，事过这么多年，每每遇到水灾，总是想起小时候那次。我的启蒙读物就是在洪水面前父亲冒着危险带出去的我有点儿读不懂的书。后来上学了，父亲从沈阳给我买来一只精美的苏式书包，这是他在扫盲学校当教师时，矿区工会派他去学习时为我买的。谁也想不到，我最初的读物竟是扫盲课本，因为父亲是扫盲教师，扫盲识字与小学生课本有许多相同之处。家里的教学课本我便找来读，不会的当然是问父亲，就这样竟比同学多识了不少字。后来赶上“文革”虽然失去了许多读书的机会，可是对于书及知识的印象却十分深刻和偏爱，一直认为书籍和知识是最珍贵的。
　　
　　下放回来我下了矿井，是到开拓区还是到采煤区，我是没有经验的。父亲说，你是新工人就到新区吧。为此，他专门去找井长，让我到新区。培训过后，正式上班的头一天，是零点班，晚上11点他还没有睡觉，在为我叫夜班，嘱咐我，掘进工作面，要“敲帮问顶”，新工人不要往前上，要看“门道”。那些天，他还为我讲了他最为得意的一件事。他当过维修支柱工，一次在巷修支柱时，由于空顶造成了塌方，突然一阵飓风袭来，工作面一片黑暗。支护的“木棚”倒了，工作面一片狼籍。父亲下意识地摸摸腰间那盏矿灯还在，凭着直觉，他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且没有受伤。巷道一片漆黑，父亲摸了摸自己的矿灯，居然还能拧得开，他顾不上清理自己脸上和身上的煤，忙着辨别方位，想着一起干活的工友是不是还活着。这时另一个工友赶紧出去报信，附近工作面的人都来了。清点人数时，人们发现少了小于，他们判断小于应该在迎头，父亲说，“不对，冒顶是突然的，来不及多想就被捂在里面了，还在原地找吧。”结果，就在人们脚底下扒出了奄奄一息的小于。凭着他们胆大心细的抢救小于脱险了，在感谢救命恩人的酒宴会上，小于的父亲向他敬酒，父亲第一次喝醉了。两人从此成为好朋友。
　　
　　父亲突然去世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他身体一起很好。父亲走得太急，那年，我到党校学习，预定回来的时间父亲是知道的。就在我回来的前两天，父亲发病了，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去医院开些药回来。而是坐在炕上喃喃自语：“你大哥明天就会回来的，他说过二十五日回来的。”弟弟听说我还有两天就回来了，心想等哥哥回来再说吧。其实我已提前一天回到家，也许是心灵感应，准备明天回去看他的。这天晚上弟弟没了主意，第二天一早跑到我家说：“爸妈都病了，爸爸还好，妈妈已住进医院，输了液。”我说，“不舒服一定要到医院看医生，相信医生是对的。”次日一早，送父亲入院治疗，看到父亲安详地在输液，而且治疗效果特别好。下午，妻特意蒸了鸡蛋糕送去，“你们回去吧，现在轻快多了，没事了，不需要照顾的。”事后得知，脑血管意外这个恶魔是在潜伏期。当夜零点病情急转直下，在一个小矿医院，尽管采取了种种急救措施，五天之后终于不治。父亲只有67岁啊，他的体魄无论怎样想，都是不该走的。
　　
　　一次，父亲特意找过我，“我的体格可以，三年五年没问题，可也说不定，万一我先走了，你妈怎么办，我检查过几次都有矽肺症状，还是为我办个公伤吧。有了这个公伤，百年之后你妈还能享受怃恤金。”一年之前，父亲这样说。“不会吧，你身体好，不会的。”父亲刻意锻炼身体，早春他上山采野菜，夏日起早出去散步，而且还在市第16中学兼职日语教师，并为晋升职称的机关干部辅导日语。他辅导的学生其中一个还考入日本留学深造，需要晋升职称的也都过了关。说归说，办公伤待遇的事我还是依了父亲，几次到医院公卫科、劳鉴部门为他胸透、拍片，例行了相关手续，办理了公伤待遇证。谁知，不幸真的被父亲言中了。这次他一病不起，走得那样刚烈，那样决断。唉，细想想父亲可以走的无忧无虑了，现在妈妈每月拿的370多元怃恤金就是父亲给她的最后纪念。
　　
　　六六届毕业生执行“四个面向”，我是有可能下厂或者是下基层单位的，无意间我在教师办公室看到一份“下乡学生名单”，我知道，自己不得不过早地下放。那年我只有16岁，走之前那些天，父亲也放心不下，把我叫到一旁说，他就是16岁的时候自己出去打工了，现在你也16岁也该自立了。父亲告诫我，为人处事，要宽宏大量，不要与人争高下；凡事要想个为什么，不要莽撞行事。出去就是大人了，一切都要靠自己。我点点头，悄悄地说，“记下了”。“文革”期间，他再三跟我讲，不要参与打人批斗，“有话可以讲，打人批斗都是不对的，你不要参与。”他是凭着直觉说出这番话的，尽管与当时的“造反有理”有悖，起码他的出发点是对的。
　　
　　几经碾转，经过了五年的晒黑皮肤练就红心的锻炼，我还是认准了生我养我的那座煤矿，七十年代初开始下矿井，在煤矿一干就是十几年。那年支部书记找到我，“你来当团支部书记吧。”那时候，真有好多政治笑话。我对支部书记说，“我还不是团员呢。”后来，写了申请，不过不是入团，而是加入党组织。第二年组织上批准我入党了。对大多数煤矿工人党员来说不过是劳动党。采煤队的队长是个老党员，他说，“你入了党就当书记吧，咱们这有文化的不多，你又能写能画的。我看书记这活儿挺好的，啥责任也没有，奖金又不少拿。”可是，命运没有这样安排，当年党委组织部来人要选一个党委秘书，起码材料要写的好，群众基础也要好，党总支干事让我当场写一篇通讯报道材料。当时不知道这是考察干部，我在矿里文笔还是小有影响的，一会儿写完了要求的事迹材料。就这样，没按老队长说的去当区队书记，一下子到了党委办公室。我写作水平不见得很高，此后一阵“恶补”，很快入了门上了道，担负起办公室文件起草及上传下达任务。两年之后又在矿纪委担任了科级检查员，副书记。也许是爱的回报吧，父亲嘱咐我，“不少人，当了干部就学坏了，生活作风不干净，工作敷衍塞责。”我说，“不会的。”父亲心里想的好多，时不时的要提醒一句“别给煤矿工人丢脸”。
　　
　　弟弟经过下放，也回到了这座矿山。支部书记同弟弟谈话，希望他申请入党。弟弟跟我说，“大哥，我还是不入吧，入了也是干拿党费。”弟弟很有内秀，写文章行，干起活来，有眼力件，人又稳当，挺有威信的。谈对象的时候，他找的女朋友，父亲不同意。终身大事确需认真听取父母的意见，其实这也没什么，偏偏父亲和弟弟较了真，父母不同意，弟弟是非同意不可。较了真的事不好办，父子间产生了很大隔阂。一直到父亲最后，这个疙瘩也没有解开，母亲不无遗憾地说，这个疙瘩也带走了，最终也没能解开。父亲是认真的，认真得有点儿固执。这就是他的性格。
　　
　　前年元旦，我从安徽回到东北边陲的煤矿，到父亲墓前去祭奠。严冬时节唯有青松昂首挺立，纷纷扬扬的雪片飘飘洒洒，漫天飞舞，打湿了我的衣裳和头发，也淋湿了心情。走在山岗上，遥望山下的工房区饮烟缕缕，山野里枯草凄凄，心中陡然升起一股凄楚的思绪，记忆中满是风和雨，风刮起雪花打在脸上与泪花相伴而落。那天，按着古老的民俗祭奠方式，我在父亲的墓前烧了好多纸钱，纸灰洒落在白雪上，像点点滴滴的泼墨，我在心里书写着“父爱难忘”。如果真的九泉有知，父亲该含笑了。煤矿景气，儿女们争气，现在日子好过多了。临走，我把包装祭奠品的那只红色的塑料袋系在坟前小松树上，任凭山风把它吹起，飘动。返回安徽过了好多天，我在电话里还问弟弟，山上那只飘动的红色塑料袋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