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渐不惑之年，倍感人生的纷杂和苍阔。时光的荒芜，才情的消逝都似一江东去的春水，但情感的褪色，理想的悖离却是无法令人容忍的。这许多年，心灵上还守着一泓清泉，一段绿洲，那就是对母校、人生那份不渝的热烈的情感。在城市的壁垒和阴影中，常梦到自己在时光的罅隙里逆流而上，重返青春时代，永远不要安逸、成熟和经验，让自己永远浸淫在象牙之塔，遨游于人文之河，奋力向光明的彼岸！
　　许多记忆的片断梦一样浮现：同学会那年，我们满怀了激动，沿师大正门入校，在“为人师表”的牌匾下流连，这时，我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是老校长黄启昌，他背了一个笔记本电脑，从路南侧的松树间缓慢走来，见我问好，他停下脚步。这时我脑子里回忆起90年一个夏天，走进师大北门时，黄校长从后赶了上来，他脚步如风，“校长，您走得太快了！”我在后面道，他头也不回，笑着说：“许多年轻人都跟不上我，你们该加快脚步了！”黄校长是数学家，他说没有时间，就没有科学定律。十多年过去了，他清瘦许多，背有些驼，头发白了多半。“我记得，你是环科毕业的，爱写文章。”他的记忆力令人吃惊，笑容里包含着慈爱。“您还在带学生？”我问。“对，”他语气坚定，然后指着大脑，笑着说：“不然，留着他何用？”又聊了一会儿，我们道了别，望着他慢慢消失在松林小径的背影，我的眼角湿润了。
　　我的导师尚金城教授曾对我说：“许多人理解不了讲课的乐趣，那是因为心中没有热爱，在讲台上，我是最快乐的。”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仍象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活跃于讲坛和学术论坛，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思维和超前的意识。然而象他这样的老师已经不多了，黄校长已经辞世了，环境科学系的元老郭永闻、王俊、阮贤舜三位老师已经离世好几年了，而他们的笑貌音容至今依稀可见。
　　“人世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当我们成长为各行业中坚分子时，当年的谈笑鸿儒，已渐渐退居幕后。东风草绿，残照花开，乔木苍苔，印证了这一切。
　　我在大四那年写过一篇题为《珍惜那份年轻的辉煌》的文章，把大学比喻成一个“加工厂”和“铸造车间”，谈到我们的人生观、性格品质、信念意志、情操修养和社会技能都要在这里进行加工、铸造。因此说，我们应该充实高效地完成这段辉煌的乐章，才不愧年轻一场，才不负长辈以至社会寄予的期望。惭愧的是，大学四年，我却中了蔡元培老先生的戒条：“平时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抱负远大，却不事钻研，空谈自负，率性而为，是我的劣根性，而我的师长以宽仁之心、不倦之行，“已欲立而立人”的原则给我以感动、给我以重塑。铁肩道义、妙手文章多年来一直如风中之旗，在我的潜意识里挥之不去。师大人，这个称谓，令人有时自骄，有时惶恐，有时酸楚，有时无奈。当别人说一句：“他是师大毕业的”时，我深恐自己的行为和观念有侮师门，而当别人唤我为老师时，我的潜意识表达了一种欣慰和肯定。我确定这是那“为人师表”作的怪。
　　师大的宽容是一种君子之风，周旋于春秋大义、致力于发微探骊、佐之以人生盛宴，无不高尚而真诚，她的宽容也体现在对我这个理科生文学才能的重视。当时抓学生工作的戴继天老师对我帮助很大，他是一名有思想、有抱负的年轻教师，经常与我交流认识，畅谈人生，还布置一些宣传任务给我，让我出任系学生会宣传部长，使我没有放弃特长，并因此点燃了我的热情。我的导师对我讲：“社会需要多接口人才，我们培养的人才也要多接口。”校报的石晓峰老师并未因我是个理科生而忽视我，他认为人的志趣是多方面的，具有文学天赋的理科生有更明显的优势，后来还委我以重任，当了记者团的团长。他们的鼓励使我一发难收，三年多的时间里在校报、省内报刊发表了四万余字的通讯、散文及诗歌作品。毕业那年，一家中直单位组织部长看到我的作品后，二话没说，“就你了！”他满意地露出微笑。毕业十余年，我还是靠了这点舞文弄墨的特长受到另外的重视。至今，石油系统认识我的人都顽固地把我看作师大中文系的高材生。而我知道，在师大庞大的笔杆子群中，我的这点小技只属末流。惋惜荒废专业之余，也只好自慰于文采和文思受到人们的肯定了。
　　毕业十四年了，尽管盛名之下的师大并不缺少荣耀，我还是深感惭愧，我只是名毕业生，谈不上优秀二字。所以我只把这个机会看作一次感恩之约，让我再次回忆那菁菁校园、感谢那么多可敬的师长。感叹之余，信笔涂鸦，赋一曲《唐多令》与诸君共勉：
　　梦里骤骅骝，故园寻旧游。十余年，过客不休。翠盖虬枝重霄九，鸿儒在，多皓首。少艾去悠悠，醒时爱登楼。人生短，壮志未酬。背倚青松望神州，把我这，热血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