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时代及其敌人 -胡杨林社区

　　王小波曾这样谈论小说《黄金时代》的创作：“（黄金时代）从二十岁时就开始写，到将近四十岁时才完篇，其间很多次地重写。现在重读当年的旧稿，几乎每句话都会使我汗颜，只有最后的定稿读起来感觉不同”。这个长期的修改过程很可能是这样的情景：重读时，一发现小说中的情节在形式上缺少荒诞不经的成分，或者在行为上缺少表现力的，一律删改，直至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无怪乎有些王小波的批评者说他的作品故做特立独行之状。但是——特立独行有不故做的吗？在创作上我很怀疑这一点。王对《黄金时代》他的这个宠儿慎之又慎，因为“王二”正准备从《黄金时代》中出场，由此奠定了其写作的姿态和小说创作的基本形式：可想而知，必须使“王二”深入人心，接受王二，即接受这种叙事风格的表现力，然后才可能有小说实现它生命的可能。
　　
　　性与爱有关
　　误读势所难免，而对《黄金时代》这部小说而言则有耐人寻味的意义，通常人们的阅读，存在着基本误读与其他误读。基本误读即这本书是“色情小说”，是为了满足男权的释放和意淫的需要而作。其他的误读就五花八门，不能指出某种阅读是“第二误读”，但也都是基于小说的表现形式上的。虽然我们大都不是傻瓜，但基本误读仍然成为一道屏障。长期以来，民间阅读与专业审美都对小说中表现出来的张力缺乏心理适应的准备，王小波遂成为“文坛外的高手”，这一点，极具王小波式的黑色幽默。
　　
　　王小波为什么要给自己制造这种阻力？小说中过多的性情节描写意欲何为？决不仅仅是为了表现力。该“性”与爱是否无关？回答前一个问题需要追寻《黄金时代》所属的时代，回答后一个问题，以当代人的经历就可以判断。在小说中，知青王二在山间插队时遇到了另一个队的女医生陈清扬，她风尘仆仆从山上下来，来向他请教古老而变态的伦理问题——自己是不是破鞋，繁复的性爱由此展开。这些性爱穿插在叙事之中，或者成为叙事的主体。两人的交流充斥着对峙和互嘲，似乎不带有任何感情。其性爱也显著地缺乏猎艳时的趣味。然而人们往往可以看出，该“性”与爱有关，此“爱”便是同类之爱。王二生就的混乱不堪，在这渺茫的机遇中，在这个人性的基本尊严殆尽的年代里，却一眼看见一个同类。这个同类和自己一样，内心和外在行为都在同时代做着长期的反抗、并且正在寻找机会和世俗做个彻底的决裂，以表明自己的“异类”身份。
　　
　　寻找同类，使每个人抨然心动，放之特殊的年代，这件事便十足的吸引人。《1984》中的老男人温斯顿·史密斯长年以为找到了一个很有默契的同类，结果错了，因此受尽摧残；王小波的小说中。王二决不会找错了对象，这便是王小波小说的故事性，是小说与读者之间最深厚的交流之处。
　　
　　时代，时代
　　《黄金时代》的时空背景是文革期间，王二是当年千万下乡插队的知青之一，不了解这段历史，诚然不会理解小说反映出来的精神反抗的基调。而更值得关注的地方，一是小说对这段历史的反思态度，二是其方式。近年来的一些反思文革题材的小说，其中透露出来的意识是叫人生疑的。比如它们无不沉痛地指斥革命风暴对文人的迫害、对知识的粗暴抛弃和嘲笑、特别是对人性尊严的摧毁。在忍痛的同时，字里行间、内心深处传递出来的，实际是对当时那种极端体验的念念不忘、对打压权威的快感的回忆、对混乱社会的重构“理想”。这些固然是文人的天性，不能从道德上予以干预，却决不是真反思和追问！《黄金时代》里的王二，在那时是个十足的“当代流氓”，作风问题恶名远播，一贯地目无领导和尊长，做事情不遵守乡村道德规范。但是，他的行为却表现出了对精神压迫的绝对反抗和永不妥协，对荒诞的所谓“极端体验”快感进行了彻底的嘲弄，他更真实，反思最深，坚守人性最持久，所以他的言行令人神往。正是这种原则，建立了王二这个形象在《黄金时代》之后的作品与读者的默契，建立了王小波的小说创作的基本思考和姿态。
　　
　　荒谬中反映真实的背后，显示出小说对时代本质上的忠于。《黄金时代》引领我们回到的，是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或许，叙事的过程中，只有这些才是最真实的。王小波在谈论本小说中的性描写时提出一个很强的逻辑：“众所周知，六七十年代，中国处于非性的年代。在非性的年代里，性才会成为生活主题，正如饥饿的年代里吃会成为生活的主题。”逻辑严密是王的特长，性爱和饮食一样，如果不能将其同等看待就是一种人性的障碍。这是个好的说法，不过却不足以解释王在表现方式上的选择：是看重展现人性的自然反应，还是更看重时代对性爱在表现力的默认？这样，我们就又在谈前述关于性描写的疑惑。我们的伦理是包裹的伦理，包裹意味着含蓄与平静；换句话说，包裹容易成为禁锢，含蓄正是刺激的书面语。这种乡村伦理逾越千年，异常稳定。所以裸露必定会遭到千夫所指，而坦诚的性爱则成为一种极端，超越了一般的道德规范，超越了“村民”的心理防线，足以让“指人者”瞠目结舌，不敢说话或者不复有兴趣。小说中有一个小的总结之处，就说明了这种情况：即大家怀疑一个人是“破鞋”时就有很多内容和谈论的兴趣，而一个人真正成为“破鞋”之后人们反倒不再怎么关注了。因此，这种荒诞无耻将注定成为王二与陈清扬对禁锢年代反抗时毫无疑问的目标。他们决定成为村民与军代表中伤的那种人，这样就名副其实，这种“名副其实”中潜藏着巨大的快感。他们先是旁若无人地在一起，后来上山找到了密境，没有顾及地做爱，接着在批斗会幕后把“土飞机”演练的非常娴熟且艺术，后来王二竟然在写这段经历的交代材料时找到了最好的写作状态。正是在这样以极端来与极端搏斗的过程中，他们一边表达着深深的反抗，一边在精神贫困时期寻找自己存在的证据和意义。在《黄金时代》之后的几部小说中，王小波延续了这种写法，因为伦理体系没有革命性的改变，由此无不获得了成功。
　　
　　敌人
　　确实是敌人，像《黄金时代》中的王二和陈清扬这样的人，纯粹是时代的敌人。他们自然地生活在大家之中，做着和大家一样的世俗的工作和生活，却也总是能发现某种莫大的和谐中包含的荒诞性，如果不是被逼到无路可走，他们也不会有兴趣顺应所处时代的社会主题；社会价值和审美体系被视做草芥一般，他们有自己的价值和审美观，因此这些根本不能对他们施加影响；时代宠儿和社会精英路过他们身边时会感到很失落：他们连眼皮也没对自己抬一下；最后，当代权势终于发火了，要对他们进行严酷管制，送他们进集中营，他们却做起了游戏，并且影响所有管教和身边的人也开始认为“当代”不过是个玩笑。时代的洪流，浩荡无比，无法淹没他们的声音。大多数人听凭社会时尚摆布而蜂拥向前走的时候，有的人从远处路过，戏嗤一阵走开了。
　　
　　这些异类，对他们可如何是好？他们在有限的生命中享尽了精神食粮，他们能轻易获得大众，更致命的是，他们始终手握人性和真理。
　　
　　小说结尾是这样的：“陈清扬告诉我这件事以后，火车就开走了。以后我再也没见过她。”
　　
　　我猜测人们可能会说：谢天谢地，终于收场了。
　　而王二会说：别了，同类。
　　
　　2005.7.15

没有看过这本书,对王小波也知知甚少.所以不敢评论.恐贻笑大方.在百度搜索发现有关评论不少,现挑一篇,让我们更认识作者和其书.
　　
　　王小波和他的《黄金时代》
　　作者:冷草
　　
　　一
　　
　　王小波死了。他英年早逝，令许多人为之扼腕叹息。王小波颇具写作才华，他获得了写作上的成功。他虽然死了，但他的形象和生命意义存在他的作品中。
　　
　　二
　　
　　王小波写了许多“性”。这些描写增加了作品的可读性。当然，通过描写“性”来增加作品可读性肯定不是作者初衷。王小波是一个理想主义作家，不是商业文化的作者。王小波的初衷是想要写出人类历史上一个特定时代的特殊含意。所谓的时代意义是概括和抽象的，它蕴含在日常生活中；所以，王小波着力表现的也就是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以及其中蕴含的意义。用作者他自己的话说：“生活就是这样的。”王小波写的“性”，实际上是那个时代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初读《黄金时代》，你会觉得内容挺荒诞的，有点玩世不恭的味道。书中贯穿始终的那个名叫“王二”的人物，虽然在不同篇章中身份各异，可总显得叛逆与神经兮兮，而且对“性”很感兴趣。“王二”的性格如同王小波笔下的“王二”之名，贯穿了王小波许多作品。“王二”经历过许多荒诞不经的事。
　　事实并非如此。王小波崇尚真实，而不是荒诞不经。知道文学是怎么回事的人，能够在他作品中看出写实性。这并不难，不过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必须亲身经历过书中所描写的时代，换句话说，读者的年龄要在四十岁以上。
　　《黄金时代》描写的时代，本身就是一个荒诞的时代。它的荒诞程度，我想，无论就其现象还是本质，均不亚于《黄金时代》中的描写。大炼钢铁，“拿起笔做刀枪”，武斗，“出斗争差”，开会“磨屁股”、学习班帮教、电台干扰……这些现象在当时司空见惯。如果一个人从小到大都生活在崇尚理智的时代，是很难理喻这一系列现象的，继而归之于荒诞，如果有人通过文学作品把它们记录下来，那自然会被当作是作者的想象和虚构。这十分自然。然而，上述现象确实不是作家凭空想象的，内容名之为荒诞，那也是现实生活的荒诞，是荒诞的真实。生活中有诸如此类的现象，作家忠实记录下来，这叫秉笔直书，是中国史家传统，而非小说家的虚构。《黄金时代》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它也有着很明显的写实倾向。素材是真实的，作家虚构了一些人物，把这些实有其事的事揉和在一起，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故事。如果一部小说内容荒诞，但它的荒诞程度没有超过时代的荒诞，我不知道是否还可以把它定义为荒诞小说？
　　《黄金时代》描写的时代同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王小波用书名作了暗示。在西方神话中，黄金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时代。王小波用它做书名，固然不排斥反讽之意，但是书中描写的时代的确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时代：人类各种各样本性都一一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独特的时代，由于某种机缘，使得平时蕴藏在人类内心深处的种种秉性暴露在阳光下，使后人深思和警省，这正是伟大时代的特点
　　王小波崇尚真实。身为文学家的他，在小说素材处理上，似乎更象一名史学家。从总体上看，《黄金时代》遵循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说得更确切些，他遵循的不是我们所理解的浪漫化现实主义，而是更具有现实主义本原意义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家王小波成长在文学现实主义氛围下，他的思维方式肯定受之影响；而作者本人象小说人物“王二”一样的叛逆性格，则体现在作者对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承继上。
　　《黄金时代》洋溢着浓厚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作者对作品描写的时代魂牵梦萦耿耿于怀；他小说的素材来自现实；他想把那个时代的“真实”写出来；他作品的“真实”建立在那个时代的现实基础上，表现了它的“真实”。……总之，作者在创作上恪守了现实主义文学的“真实性”原则。
　　在具体叙述上，《黄金时代》表现得不那么现实主义：时空跳跃，人物行为怪诞，故事发展的非逻辑性……这都是一些挺现代的写作技巧。它们运用是否得当，我姑且不下定论，如果让我做一个实验，把《黄金时代》中的每个故事，根据时间与空间的顺序重写一遍，就能看出这些故事其实都很现实主义，作者只是把每个现实主义的故事用非现实主义的手法重新排列组合了一下。《黄金时代》在写法上同传统现实主义还有一个不同：他的每一个故事都衍生出一、两个小故事，它们形式不同，意义相关；当然，那也可以通过文学现实主义的倒叙，或者插叙之类手法来完成。
　　唯一的例外看来只有小说的叙述方式。作者用主观意义的叙述代替传统的“讲故事”方法，使它同文学现实主义有了真正的实质意义不同。作者主观意义的叙述淡化了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倾向，使之具有现代或后现代性。
　　
　　三
　　
　　要揭示“真实”，必须有一个取舍标准，也就是价值观念。这对《黄金时代》的作者来说尤其重要。我前面说过，他的作品在精神实质上是批判现实主义的，用他本人的话来说，即“生活不应该这样”。一个人如果有了自己的价值观念，而他的价值观念通常被人们认为是好的，这就是有好的“理想”。王小波有他自己的理想，他崇尚美好的理想，一如他崇尚真实。
　　纵观《黄金时代》，我认为王小波是在用人道主义的人性为标准，来审视那个特定时代泛滥成灾的非人道主义非人性。这正是历史上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所高举的旗帜。或许那个时代所表现出的种种荒诞，同人类的根本品性相关，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无论怎么说，那总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因为它们不好，所以，即使属于人性，也应该称之非人性。人身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人性的东西。既然它们是非人性的东西，最好掩盖起来，起码别让它瘟疫般漫延，成为大多数引以为荣的象征。十个人里，如果一个人发了神经病，另外九人头脑正常，并且九人都认为头脑正常是好事，那么他们是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状态中；反之，如果有九人发神经病，并且九人都认为能够发一发神经绝对是件好事情，争先恐后地去发神经，那么他们就生活在一个混乱的社会秩序中，这叫“天下大乱”。
　　在叙事性的小说中，无论是人性内容还是非人性内容，都要体现在人物行为上。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写了一些不那么好的人物，也写了一些不那么坏的人物；非人性的内容既体现在不那么好的人物身上，也体现在不那么坏的人物身上，其中也包括小说主人公“王二”。“王二”曾热衷发明一架构造精巧能百发百中的“投石机”，从而在革命群众的武斗中间接地杀了不少人。小说人物，无论属于前者还是后者，都是些小人物，他们不应对自己行为负全责，他们的行为是时代使然。有趣的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他们均感到自己所做的事有意义－－有的人认为整人有意义，能满足自己权力欲与私欲；有的人认为打人有意义，能体现自己的力量；有的人认为搞发明有意义，能证明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高人一等的价值；或许还有人认为偷鸡摸狗有意义，能填饱肚子。其实，这些人所肯定的意义，都没什么意义。他们做的事，有悖做人的基本准则，有悖人性。人性中的非人性东西在他们身上暴露了出来。当这些非人性的东西鼠疫般漫延，受众人拥护，并套上了一个极为神圣的光环，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言辞来装饰时，那就是一个民族的一个时代出问题了。那是一个令人疯狂的时代，不仅仅“王二”，整个民族都在发神经。同小说里的军代表、老鲁、×海鹰等人相比，“王二”的神经系统无论如何还算正常。
　　邪恶即使源于人的本性，也不应泛滥成灾。基督认为人类“原罪”，提出“忏悔”一说，佛祖认为人世为红尘苦海，倡导积德行善，人类社会之所以延续至今，难道不是由于人类有许多美好的品德，并且坚持一些美好的价值观念的缘故？不然的话，早乱套了。人道主义与人性，应该是美好的东西。最起码比非人道主义非人性好。然而，王小波笔下的“黄金时代”却不是那么回事，那个时代给非人性的东西泛滥成灾敞开了方便之门。这样的时代本身就是非人道非人性的，应该给以批判与否定。《黄金时代》中人物的诸多行为，同那个时代有关。从现在来看，他们的行为或许荒诞，可那是时代的荒诞，时代为他们提供了表现荒诞的机会，并为他们荒诞的表现拍手叫好。在一个荒诞的时代，大多数人并不以为自己行为荒诞；相反，少数头脑清醒的人，因为与众不同反而被其它人视为荒诞。荒诞的时代是非人性的。
　　王小波自己说，有人认为他的小说缺少积极向上的意义；他又说他不同意这种说法。我同意王小波的观点。他在小说中也写了人性，写出了人性中美好的一面。不过他写得隐讳，而且与众不同，那就是小说中大量的“性”描写。
　　 “性”的描写往往涉及到“淫”，而“淫”是人的本性中不好的东西。不一定只有道学家这么看，不“道学”的人也这么认为，并以此做为标准，来衡量文学作品中的两性描写。健康的两性关系，通常被称之为“爱情”，而不是“性”，爱情是人类感情上的东西，是最美好的感情；相反，如果称之为“性”，那就不仅是感情，而且是人欲的东西，对“性”过于热衷，就是“淫”和“色情”，它们是阴暗的非人性内容，而非积极的人性内容。
　　《黄金时代》的性描写，似乎同健康的爱情描写不同，它没有那么神圣纯洁，有不少人欲成份。这样的描写同我们的阅读习惯不同；但并非行不通。读《黄金时代》，你会觉得其中的性描写虽然露骨，可并不诲淫，洋溢着人文主义内容。之所以能有此类印象，我想主要得益于小说描写的时代背景缘故吧。小说中两性关系的描写，发生在一个人性被扭曲的时代。王小波用人类最原始的生存方式，来表达他对人性的呼唤。有了这么一个前提，其中的人欲内容也就可以理解了。《黄金时代》的性描写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书中描写的时代有神圣纯洁的爱情存在，这毋容置疑；那个时代人性是被扭曲的，这同样毋容置疑。两性关系是人类最基本的人性内容。王小波机敏地利用了这一点，并使之升华，赋予它更透彻崇高的人性内涵。“生殖”发展到“崇拜”，纯粹的肉欲内容也就成了纯粹的精神象征。小说的性描写，既有生活写实的一面，也有象征意义－－我个人认为，《黄金时代》中大量的性描写更具有象征意义，它表现了作者对人性回归的呼唤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有了升华了的人性内涵，《黄金时代》的性描写最终避免了人欲成份，摆脱了“淫”，显得那么美好和人性化。从这一点上看，王小波做到了古人所追求的“好色而不淫”。
　　文学赋予作者虚构的权力。文学需要想象力，即使是现实主义作品也不例外。在性描写上，王小波出色地运用了他的文学想象力，给小说打上了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印记。所有真正的文学家，其实都是理想主义者，那怕是那些对现实最悲观失望的人。如果他们认为现实不好，他们心目中肯定还有一个与之相反的人类理想生活状态。
　　
　　四
　　
　　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黄金时代》有它的不足。写“真实”，写出时代的“真实”是它的长处，也是它的局限。读王小波作品，真正要读懂他作品的内涵，很难离开那个特定时代。也就是说，只有对那个时代耳濡目染，方可真正品味个中三昧。《黄金时代》被它描写的时代“真实”框住了。它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但还不是最好的。
　　古今中外最好的文学作品，那些优秀之作，我想，都写出了人类永恒的内容，内容的永恒才能导致作品的永恒。这是《黄金时代》缺少的。它没有普遍性的、能超越时空的永恒内容。
　　或许有人会说：人性难道不是人类永恒内容？它确实是。但是，《黄金时代》的人性内涵时代感太强，它太依赖于一个特定民族的一个特定时代。如果我们把小说的时代背景抹去，我想，它的性描写也就没有多大意义。把男女之间的性关系写得美好和人性化，王小波做到的，劳伦斯早做到了，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或许又有人会问：那么你你所谓的永恒内容指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无法给小说的永恒内容下具体定义。文学有许多领悟性的成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或许可以这么说：王小波虽然写出了“生活不应该这样”，可没写出“生活为什么会这样”，后者无疑比前者更加“永恒”，因为它更为根本，所以更超越时空。或许也可以这么说：他的作品缺少哲理，而文学作品的永恒内容，往往同哲理有关，更具有形而上的意味。只有这样，文学作品才能打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国界读者的心。举一个例子，德国作家黑塞的作品，其题材完全脱离了时代和现实生活，但它的内容是永恒的；而且正是因为内容的永恒，作品也就能一代代的流传下去。
　　文学同现实有关，它应该超越现实；现实主义的文学也应该超越现实。我始终认为文学世界同人类现实世界不同，它们是两个世界。文学世界的意义在于超越，是对现实世界的超越。超越是文学审美精神之所在，也是真正的文学意味。文学作品能够揭示某个时代的“真实”，揭示出时代“真实”的作品是好作品；但是，真正一流的文学作品，在揭示时代“真实”之外，还得表现出人世间某种普遍性的东西，它是跨越时代的。王小波写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普遍性东西，但没有写出人类社会的普遍性内涵，而后者比前者无疑意义更加深远。文学不应该是历史文献，它是文学。文学家光有史学家的坦诚精神是不够的。
　　那一个时代给王小波的印象实在太深，刻骨铭心。他对此耿耿于怀；他因此写出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可他也因此无法写出一部超越时代的永恒之作。
　　
　　五
　　
　　有人谈到王小波作品同诺贝尔文学奖的关系，我认为这种说法太理想化。首先，它估低了诺贝尔文学奖的价值；其次，它估低了王小波本人的意义。就前者而言，迄今为止该奖的获得者大多数受之无愧，他们写出了真正一流的作品。就后者而言，请设想一下如下情形：地球寒冷的北部，某个偏僻之处，几位上了岁数的高鼻子蓝眼睛老头，在一间开着暖气的屋子里“磨屁股”，（“磨屁股”一词是王小波在《黄金时代》中讽刺无聊的会议时所用的）“磨”来“磨”去，最终“磨”出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既然如此，王小波本人对获不获该奖也就无所谓了。他真正遗憾的是没写出一部真正永恒的作品。如果天假以年，王小波能做到。
　　王小波的意义成了中国知识界关注的内容。我的两位朋友曾对我谈起他们对王小波印象。一位说：王小波是位“滑稽”人物（注意，此处“滑”字应念gu），另一位说：他的作品“质胜文”了。
　　 “滑稽”是中国古代对某类人物的特殊称呼，他们貌似玩世不恭，行为语言均显得滑稽，其骨子里却认真得很。司马迁《史记》专设《滑稽列传》为他们立传，他对他们不失恭敬；其中的代表非东方朔莫属。他风趣幽默，但骨子里却正直忠诚不是“嬉皮士”或“雅皮士”一类人物。另一朋友说的“质胜文”，则意指其作品思想意义溢出了它的文学意味，没做到“文质彬彬”。
　　他们说得都很好，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我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对王小波其人其文作出这么简短真切的评价，经常见到的，倒是些洋洋洒洒却又不知所云的文字。我的两位朋友均非文学专业人士，联想到王小波生前也非文学圈内人，这一现象，不知是当代文学界的悲哀，还是文学圈的悲哀？
　　
　　王小波死了。他最终用自己的肉体祭奠了那个荒诞而又伟大的时代。据说长歌可以当哭，面对王小波和他的作品，面对王小波和他的作品真实面对和反映的那个荒诞而伟大的时代，我欲哭无泪，欲歌无声。
　　
　　
　　
　　